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他不仅是身处果壳之中的“宇宙之王”，用物理学研究为理解宇宙添砖加瓦，还是一名冒险家，上天体验零重力，下海乘坐潜水艇，去过南极洲，预订过太空飞行；是一个跨界传奇，献声摇滚，玩转微博，参演美剧，自编自演纪录片；是一个有时喜欢恶作剧的“常人”，说过女人比宇宙更难理解。

　　然而，他最初与中国的相遇，却鲜为人知。那时，霍金在西方学术界已是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好奇心带着他来到了国门初开的中国，登上了宁死也要去的长城，从“小地方”合肥北上的火车上，他还在撰写《时间简史》书稿。

　　三次中国之行，跨越二十余载，霍金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而他和《时间简史》则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无边界”的热度。

　　2006年，霍金在天坛留影，这张照片后来被选进他的自传《我的简史》。吴忠超摄

　　1979年负笈剑桥，成为霍金的中国弟子，先后翻译《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霍金几乎所有的科普著作，陪伴霍金泛舟西子湖、漫步颐和园，在雨燕轻飞的天坛祈年殿前为霍金拍下“国际旅行无数照片中的最爱”……他与霍金保持了近40年的友谊。

　　“最初的行程计划中，他并没有计划访问北京的学术机构，因为他对它们不了解。是中科大建议他访问北师大的兄弟研究部门，他立即同意了。”1985年，在吴忠超与母校中国科技大学的牵线搭桥之下，霍金第一次坐火车游览了中国，来到了北京。“不过，即便他不访问北京的任何学术机构，他也要到北京来，看看长城。”吴忠超对记者说。

　　那一年的5月2日，从合肥到北京的火车上，霍金还在抓紧时间写他的第一本科普著作——也就是后来在机场书店随处可见的《时间简史》。火车穿越大半个中国，一路北上，在北京火车站，时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刘辽和梁灿彬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物理学术界的“明星”。

　　国门初开，中国的普通大众并不了解霍金是何方神圣，但刘辽、梁灿彬、吴忠超这样的物理“圈内人”不同。吴忠超第一次听到霍金的名字是在1975年，那时，霍金的名字“在中国还是作为受批判的科学家被提及的”，而在西方学术界他已是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和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彭罗斯一同证明了奇点定理，即如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在非常合理的物理条件下，宇宙必然起源于时空奇点，在那里，物理定律将崩溃。

　　1971年，他提出黑洞面积定理（也称黑洞力学第二定律），该定理揭示，一个经典黑洞的总视界面积不随时间减少。他还预言当两个黑洞相撞时，总视界面积在合并后并未减少。这个理论描述的对象太过遥远，普通人或许难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的是，直到2015年人类首次探测到黑洞相撞的标志产物引力波，霍金超前的预言才被实践证实。

　　1974年，霍金的新发现成了划时代的贡献——黑洞热辐射（也叫黑洞蒸发）。这是很多人眼中他一生最大的贡献，被命名为“霍金辐射”。过去人们认为，黑洞表面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单向膜，任何误入黑洞的物体再也不可能逃出，但霍金将量子效应引入黑洞研究，发现黑洞表面会蒸发出粒子，他认为随着粒子蒸发，黑洞质量降低，温度升高，最终将以大爆发而告终。

　　粒子会从黑洞中逃出，这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一开始没人敢相信。1974年2月，当霍金第一次在牛津以南的卢瑟福实验室公布这个发现时，没有惯例的掌声，全场一片沉寂，然后研讨会主席站了起来：“这个理论相当荒谬，我从未听过如此荒唐的理论！”事实上，起初就连霍金自己也不敢相信黑洞会蒸发出粒子，他在1978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我根本就没有在找它们，我只是被它们绊了一跤。”

　　但反复推导验证后，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开始接受霍金的理论，霍金成为闪耀学界的一颗明星。

　　20世纪80年代初，这颗学术之星的光芒辐射到了中国学术界。“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天体物理小组、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北师大物理系广义相对论组，是‘文革’后国内三个搞广义相对论的主要研究机构。”今年80岁高龄的北师大退休教授赵峥，当年以物理系助教的身份与霍金相遇。他告诉记者，1980年左右，他的导师刘辽教授领导的北师大物理系广义相对论组，已经进行了霍金辐射的相关研究。1980年年底，刘辽和北京大学许殿彦合作的论文《Dirac粒子的Hawking蒸发》，发表在《物理学报》，引起学界关注。得知霍金要来北京，业内人士都很激动，尤其是负责接待的北师大物理系广义相对论组。

　　当时，包括小组创始人刘辽教授在内，组里一共只有四位老师，另三位分别是梁灿彬、王永成和赵峥，他们带着四名研究生负责接待霍金一行。多年后，梁灿彬仍忘不了当初的“如履薄冰”：“大家都知道霍金的身体情况，万一他在北京出点事，我们怎么向全世界的学术界交代？”

　　霍金一行被安排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除了他的专门食品——即食土豆粉在北京无处可买不得不从英国空运而来，霍金大部分时间吃宾馆餐厅的大锅饭，胃口还不错。有一次，北师大宴请上了一道红烧海参，他反而只尝了一筷。

　　他在北师大500座教室（现敬文讲堂）作了一场学术讲座。赵峥对讲座的具体内容已经记忆模糊，但他记得，会场挤得满满的，后排还有一些站着的人。彼时的霍金还能自己发声，不需要借助语音合成器，只是吐字不清，只有和他长期相处的亲人、学生以及医生才能听懂。因此，讲座现场先由他的助手翻译成普通人可以听清的英语，再由刘辽教授翻译成中文。“那场讲座在中国广义相对论研究领域里评价很高，业内人士很受鼓舞。”赵峥告诉记者，霍金还提出欢迎我们的学生到他那儿去读研究生，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改革开放之初，条件可想而知，负责接待的北师大老师没有能力做太多的物质准备，只能处处做到小心翼翼。但霍金却是一个冒险家，在自传《我的简史》中，他写道：“我去了除澳洲外的每一个大陆，包括南极洲……我曾经乘潜水艇下到海里，也曾乘气球和零重力飞行器上到天上，而且我还向‘维珍银河’预订了太空飞行。”

　　更早的时候，霍金的身体还好，足以操控汽车，他开车的方式把约会的女孩简·怀尔德——后来成为了霍金的夫人——吓坏了。简的家位于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霍金把女孩送回家后准备离开，还没发动引擎，就松开了刹车，在他摸索着找钥匙时，汽车已经顺着山坡往下溜。目睹这一幕的简很庆幸此时自己没有坐在车里，而霍金仿佛不知道什么是恐惧。

　　那是1963年，21岁的他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经被确诊患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一种运动神经元进行性恶化的疾病，俗称“渐冻人症”。他的病从腿上开始，往上蔓延，几年后，他的生活再也离不开轮椅。现在，坐在轮椅上的他坚持要登长城。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八达岭长城新建了180米无障碍通道和两个专为残疾人准备的升降平台。往前倒推23年，霍金要上长城，实在是个难题。

　　考虑到霍金的身体状态，北师大安排了颐和园、十三陵等景点的游览行程。刘辽教授向他解释，长城没有能力接待残疾人，在历史上，长城的基本功能就是设置障碍，它不适合行动不便者游览。英国方面的陪同人员也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但霍金不为所动，也许他听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表示宁愿死在中国，也要去长城。

　　霍金的决心如此坚定，最终，梁灿彬教授和北师大的两名学生朱宗宏、徐锋，陪他实现了登上长城的梦想。当时霍金还能用手控制电动轮椅，因此，在长城相对平坦的路面上，他都坚持自己“走”。遇到轮椅实在无法攀登的台阶，才请年轻力壮的朱宗宏、徐锋帮忙，连人带椅将他抬上去。爬到一半，梁灿彬建议霍金适可而止，可霍金意犹未尽，一直到接近顶峰，一览众山小，方尽兴而归。梁灿彬不由感叹：“仅从这点看，霍金就真的很不简单，是很令人肃然起敬的。”

　　实际上，以霍金的健康状况，如果不是他本人坚持，也许这次波折的中国之旅根本无法成行。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向国外派遣的访问学者之一，吴忠超选择了最感兴趣的地方——霍金领导的广义相对论小组。办理手续和语言准备花掉了一年时间，1979年，吴忠超从中科大远赴剑桥，尽管有心理准备，第一次在系里见到霍金时，他还是大吃一惊：霍金斜坐在轮椅上，绝大多数时间都低垂着头，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头举起，时时需要别人为之调整一下轮椅上的姿势。霍金反而淡定得多，他应该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惊讶”。第二年，吴忠超开始在霍金的指导下从事极早期宇宙学的研究，以完成博士论文。

　　他告诉记者：“是好奇心吸引霍金要来中国访问，但他对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关毫无了解。1980年代初期，锐意进取的中科大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学子，学术气氛最浓厚，所以我建议他访问中科大。”

　　中科大是吴忠超的母校，也是国内最早研究黑洞的学术机构之一。1981年，为黑洞命名的黑洞“祖师爷”约翰·惠勒，就受邀来到中科大讲学。同一年，中科大着手邀请霍金。没有全球互联网的年代，国际邮件都慢，吴忠超记得，直到1982年，中科大自合肥发出的邀请函才经他交到霍金手里，“那时的邀请信是用航空信寄来的，信纸也很粗陋。”霍金对此似乎并不介意，他让吴忠超帮忙联系中国驻伦敦使馆办理签证，“原本计划1982年夏天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格罗斯曼国际引力学会议，同时访问中科大。”

　　但霍金的计划没有成行，主要是因为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不同意。他们认为合肥是个小地方，交通不便，不适合“大不列颠国宝”霍金访问。若是北京还可以，合肥就算了。

　　中科大并未就此作罢，更要紧的是，霍金本人很想来华，他曾说过，只要能保证他在合肥“存活”，他就会来。于是，中科大先邀请了另一位研究黑洞的学者卡尔，卡尔是霍金早年的学生，他访问合肥，除了学术交流，还有一个目的，看看合肥这个“小地方”是不是足以让霍金存活三四天。1983年6月26日至30日，卡尔来到合肥，他在中科大做了《人择原理》的学术演讲，通俗地讲，也就是人只能研究人可生存的宇宙。然后，他将实地考察的结论带回了英国——合肥不能算个小地方，它在霍金可生存的宇宙中。

　　第二年，中科大再度邀请霍金时，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果然没有再反对。就这样，1985年4月27日晚上大约10点多钟，霍金一行的飞机终于抵达上海。除了护士，卡尔也陪在他身边。前往机场迎接霍金的中科大教授程富华曾回忆：“等到我们接到人并赶到上海住的宾馆，已经过了午夜12点。当时众人都在前台登记办住宿手续，我忽然听到轮椅快速旋转的声音，回头一看，霍金正操纵着电动轮椅在原地飞速地打转。”程富华又惊奇又担心，忙问霍金的护士是怎么回事，对方告诉他，他是高兴、激动，“他经常这样的，高兴起来就像孩子一样。”

　　在上海短暂休息一宿，28日一大早，一行人乘坐火车，哐当哐当十几个小时，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合肥。霍金在合肥逗留了四天，住在曾下榻的稻香楼宾馆，逛了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友谊商店，买下一对雕工精美的花瓶，为中科大带来了两场报告，《黑洞形成的理论》和《时间为什么总是向前》。

　　事实上，仅仅是霍金出现在中科大校园，就让年轻的学子们兴奋不已。当年还是中科大大三学生的朱力远后来撰文：“同学们都有些不敢相信，像霍金这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怎么说来就来了呢？而且来到了偏居一隅的合肥‘裤子大’(在合肥方言中，科技的发音与裤子很接近)！”

　　“你是第一位采访我的中国记者，希望能通过《北京晚报》转达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这是霍金对黄天祥说的第一句话。黄天祥是《北京晚报》记者，1985年，霍金从合肥到北京，在两个城市大约一周的行程中，他是唯一对霍金进行专访的媒体记者。

　　采访时，黄天祥多次向记者感叹：“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运。”因主编《北京晚报》“科学长廊”栏目，他结识了一批科学界人物。正是从他们口中，1984年他听说英国剑桥有一位传奇的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先生。后来，也是一位物理学者提醒他：霍金要来北京，你要不要做一篇专访？

　　于是，电话联络之后，黄天祥蹬着自行车，一个人奔去北师大。穿过一间大教室，采访就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进行，房间里有黑板，没有太多办公用品，甚至没什么桌椅，当然也没有围观的人群。

　　半个多小时的采访，霍金每次回答要经过两次翻译。黄天祥提问：“你是怎样工作的？”霍金回答：“我不能拿书翻页，但我设计了一个装有翻页器的书架；我无法打字，就使用一套复杂的电子装置，靠按钮把信息储存在一个微电脑里；我发音不清，就靠我的妻子或亲友翻译给打字员，写出论文……”负责翻译的刘辽教授已经与霍金直接接触过，他对黄天祥介绍：“霍金的大脑简直是超大型的电脑，我们提出的问题，他都能立即语出惊人地一一回答。”

　　短短的采访，令黄天祥印象最深刻的是霍金先生对中国的友好和探索欲望。他记得，霍金多么坚持来中国、登长城，并一再表示他在中国的时间里非常愉快。很多年后，面对洛阳纸贵的《时间简史》，黄天祥多少有点遗憾，他开玩笑说：“当年应该请霍金先生为《北京晚报》题个词。”

　　同样遗憾的，还有最早一睹《时间简史》中文版的赵峥教授。《时间简史》简体中文版尚未出版时，他就看到了中国台湾出版的繁体中文版书。他和吴忠超是中科大的老同学，而吴忠超是《时间简史》的中文译者。

　　吴忠超告诉记者：“1983年我还在剑桥时，霍金就跟我说，希望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撰写此书了，但书名一直没定下来。”1988年2月24日，霍金致信吴忠超，告知书已写好并立即出版，同年愚人节将会发行，会尽快寄给吴忠超一本，由他译成中文。很快，吴忠超就收到赠书，书内还附有霍金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名片。他立即着手翻译，两三个月后即完稿。

　　吴忠超把繁体中文版《时间简史》寄给赵峥，询问是否能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作为研究广义相对论的专业学者，赵峥阅读后，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本好书，只是他没有十足把握，普通读者会怎样看这本科普图书？他找到北师大出版社推荐了此书，彼时，他还工作经验不足，或许态度不够坚决，北师大出版社与《时间简史》失之交臂。

　　几经辗转，最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以3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时间简史》中文版版权。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保护著作版权的《伯尔尼公约》。1992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推出系列科普读物“第一推动丛书”，《时间简史》就在第一辑的5本之中。

　　霍金与湖南科技出版社长达几十年的合作情谊由此开始。2006年，在霍金邀请下，湖南科技出版社同仁访问剑桥，交谈期间，霍金突然说道，他决定让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他的所有中文版著作。2017年，霍金75岁生日时，湖南科技出版社请长沙的五位湘绣大师，为霍金绣了一幅肖像双面绣，作为生日礼物转送到剑桥。

　　现在，湖南科技出版社的《时间简史》已经成为公认的销售神话，但它一开始的销量并不好。1992年年底，《时间简史》初任编辑李永平是所有同事中唯一没有领到奖金的，不得已，单位还借给他800元过年。直到一两年后，《时间简史》先在知识界和文学界流行，后来口碑逐渐发酵，直至家喻户晓。

　　事实上，“霍金本人在写这书时，亦完全不知它能否畅销。”吴忠超告诉记者。1982年，为了给女儿攒学费，更为了向人们解释，我们已经在何等程度上理解了宇宙，霍金第一次想写一本关于宇宙的普及著作。他对著作代理人艾尔·朱克曼解释：“我希望它成为在机场书店就能买到的那类书。”朱克曼熟悉纽约出版界，他的作家之家（Writers House）是一家文学出版中介机构，他当时对霍金的回答是“绝不可能”。

　　但他还是拟了一份出版选题报告，寄给几家出版商，策划了一场竞标战。最终，班坦图书公司胜出。这家公司原本只是一家平装本小说出版商，就像它的公司标识——一只矮脚鸡一样，平平无奇，被称为“矮脚鸡公司”。几年后，以《时间简史》的出版为起点，它迅速转变为一家受人尊敬的出版业巨头。

　　矮脚鸡公司必须感谢计算机技术，因为若不是计算机程序的协助，霍金很可能完不成这部书，至少会更艰难。1985年访问中国后，霍金去访问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期间，感染了严重的肺炎。为了保住生命，医生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术，其代价是，霍金再也无法开口说话。此后的一段时间，霍金只能通过拼字卡片与外界交流。对方一手拿着一张字母卡，另一只手指着卡片上的不同字母，当指到霍金想要的字母时，他会扬一下眉毛，这样慢慢地拼出词汇和句子。幸好，电脑专家华特·沃特斯送给他一个计算机程序，利用这个程序，他可以用几根手指，操控鼠标在屏幕上选择字词，再通过内置的语音合成器“说话”。这个程序被安装在霍金的轮椅上，在它的帮助下，霍金几乎完全重写了新的一稿《时间简史》。

　　1988年，《时间简史》英文版横空出世，荣登《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53周之久，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排行榜列名共计237周，甚至因此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自1988年首版以来，它被翻译成40种文字,累计销量超过2500万册,成为国际出版史上的奇观。尽管经常有人表示读不懂，但吴忠超认为“这很正常，霍金自己说过，如果能读懂本书的每一句话，就足以成为剑桥大学的引力物理的博士生候选人。”在他看来，“即便读不懂具体的科学，也能从中汲取创作的激情。”

　　《时间简史》的确影响了几代人，它也改变了霍金的物理学人生。自此，他的名字迅速“出圈”，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巨星和大众人物。

　　2006年6月19日，霍金在人民大会堂为6300多名听众讲解宇宙的起源。孙戉摄

　　2017年，湖南科技出版社送给霍金的生日礼物，是由5位湘绣大师绣成的一幅肖像双面绣。

　　2002年，应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之邀，霍金二次访华，参加“国际弦理论会议”。这一次，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热情追捧的“粉丝”们，共同见证了他在中国的一切。

　　8月9日中午，霍金乘坐的飞机晚点两个小时，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机场出口处，记者们早已蜂拥而至，快门声不绝于耳。随后，他乘坐一辆可以运载电动轮椅的中型车辆——浙江大学从全省找出的唯一一辆——到上海的宾馆休息、接受护理。夜晚，专车开到杭州，霍金一行入住香格里拉酒店，他的房间是正对西湖的631号套间。因为酒店正门已被记者围堵，一行人只能从后门进入，但还是被记者用长焦镜头拍到了。

　　8月11日，霍金在香格里拉酒店二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预先收到的8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下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霍金回答：“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随后的自由提问环节，有记者发问：“对照你1985年来华，中国在这17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霍金回答：“1985年满街自行车，而现在是交通堵塞。”

　　8月14日，霍金和第二任夫人伊莱恩等乘坐画舫，欣赏了西湖的空蒙山色。正值夕阳映照雷峰塔顶，丘成桐娓娓道来白蛇传的传说。随后，他们逛了河坊街，好奇地在臭豆腐店、鼻烟壶店逗留，在“钱塘人家”吃炒粉，所到之处，妇孺围观，人人热情。

　　8月15日，霍金在浙大体育馆做了题为《膜的新奇世界》的演讲。浙大体育馆可容纳3000人，当天座无虚席，甚至有人爬到了屋顶上，还有学生从上海赶来，主办方只凭火车票也让他们进场了。据吴忠超回忆：霍金演讲的出场费一般为5万英镑，在日本的演讲费更高，因为日本人有钱，但霍金这次在浙大的演讲是不收费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尽管如此，在会场外面，一张演讲票仍然被炒到了四五百元。

　　8月16日，霍金一行从杭州飞抵北京。中科院院士、数学家杨乐负责接待，他曾回忆，从访问日程、学术演讲的安排到霍金的特殊需求，以至于轮椅的尺寸，都要考虑到；对于霍金将入住的翠宫饭店，他们也在住、食方面做出了特殊安排。与第一次访华相比，霍金受到的待遇确实今非昔比，8月19日，他还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的接见。

　　他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公众演讲《膜的新奇世界》，更是引起了如同追星般的热潮。演讲时间预定是18日下午3点，不到2点，会议中心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弯弯曲曲的队伍中，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有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有几个小不点儿。有记者问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10岁小男孩，这样的演讲能听得懂吗？他的家人回答，听不懂没关系，熏陶一下也好。

　　或许，2500余名观众中能够真正理解演讲内容的为数不多，但正如丘成桐在演讲后所讲的那样，全社会应形成一种景仰伟大科学家的风气，“霍金的来访引起全国性的轰动，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这表明我们开始关注科学、关注科学家。”

　　八达岭长城也见证了普通国人对科学家态度的转变。17年前，陪伴霍金登上长城的只有北师大三名师生，17年后，他尚未抵京，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已经主动联络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邀请霍金再登长城。

　　8月21日一大早，工作人员在瓮城内悬挂起了中英双语的条幅，上面写着“八达岭长城欢迎霍金”，还为霍金准备了“长城登城证书”。时任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宣传中心主任的谢久忠向记者回忆，他特意找了六位身强力壮的武警战士，准备接力把霍金抬上长城。

　　然而，17年的时光中，霍金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他的轮椅只是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电动轮椅，现在，他必须乘坐带有语音合成器的全世界最先进的智能化轮椅。他的夫人伊莱恩担心抬上长城不够安全，霍金也希望乘坐缆车登顶，但他的轮椅尺寸太大，不能直接抬进缆车，并且，负责缆车运营的经理担心发生意外。大家都劝霍金放弃，霍金拒绝，与17年前相似的僵局再次出现。

　　谢久忠记得，足足僵持了半个小时，最终，霍金的意志力再次战胜了大家。陪同人员先将霍金的轮椅拆开，放进缆车，再组装起来，最后霍金被抱进缆车放在轮椅上，连人带椅固定在缆车内。沿着悬空索道，缆车缓缓爬升，霍金终于登上了长城最高峰北八楼。轮椅停在最高点，霍金请所有工作人员暂时与他保持距离，独自俯瞰，停留许久。

　　没有人知道霍金那一刻的心情，就像在杭州“钱塘人家”的喧嚣热闹中，很少有人知道，饮下一杯米酒的霍金忽然在电脑屏幕上打出一行字：“1985年我首次访华，那时候我并不出名，和这次一样，人们总是围观我，那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坐在旁边的吴忠超不禁感慨万千，他在《霍金的杭州七日》一文中写道：“在如此的热闹之中，坐在轮椅上的霍金备显孤独……这位被锁在轮椅上的‘无限空间之王’的孤独一定是超越时空的。”而在觥筹交错的那一刻，他只能回应说：“史蒂芬，1985年你已经在学术界非常著名了，《时间简史》的出版使你成为大众人物。”

　　1992年，霍金在《星际迷航：下一代》中客串，穿越时空与爱因斯坦、牛顿一起打扑克。

　　霍金自传《我的简史》中有一张照片，始建于1420年的天坛祈年殿前，64岁的霍金坐在轮椅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为霍金拍下这张照片的吴忠超告诉记者：“这是他国际旅行无数照片中的最爱。”天坛为古代的东方文明提供思考宇宙的最佳氛围，或许，这就是与宇宙对话的霍金钟情此地的缘由。

　　2006年6月18日，霍金第一次游览了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天坛。这是他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此行之前，霍金单独邀请吴忠超在剑桥他所在的龚维尔-基斯学院共进晚餐，讨论访问北京的细节，并希望他与夫人此行全程陪同。为此，吴忠超夫妇专程从美国飞回北京。

　　在剑桥会面期间，吴忠超曾问霍金对中国的印象如何。霍金回答，他只去过合肥、杭州和北京，看到的地方太少了。他说，他最想去中国看的另一个地方是西藏。可惜，他的身体和年龄都不允许他跋涉到那么高海拔的地方，但在北京，他“攀登”上了自己的K2。

　　K2，即喀喇昆仑山脉的乔戈里峰，这座山峰是世界第二高峰，西方登山者称之为K2，其高度仅次于中国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处的珠穆朗玛峰。吴忠超解释说，对于霍金而言，天坛圜丘的27级台阶犹如K2一样高。

　　圜丘一共3层，每层有9级台阶，轮椅无法行走，只好由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的4个年轻小伙儿把霍金和轮椅一起抬上去。与1985年被抬上长城的电动轮椅相比，霍金2006年使用的轮椅更智能，也更重，接近140公斤。下了圜丘，一行人走到祈年殿前，这时，霍金请吴忠超为他拍下了那张经典的照片。霍金对这张照片念念不忘，晚饭时还问道：“Where is my photo of ascent of K2？（我攀登乔戈里峰的照片在哪里？）”

　　霍金还参观了故宫和颐和园。或许是因1985年他曾自己控制轮椅，在颐和园四处走动，这一次，他在路途中一直用语音合成器念叨“颐和园”。只是，鉴于他的身体情形，颐和园接待人员只能引导着他的轮椅，在昆明湖东岸漫步几百米，行至十七孔桥。

　　6月的北京已是暑气难耐，霍金的兴致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在天坛前往祈年殿时，导游吴颖在他耳畔说：“前面就是祈年殿，意思就是天上的宫殿，马上就要进入‘天宫’了，您有什么想法？”霍金轮椅上的显示屏开始闪烁，绿色光标在一个个词汇间跳动，记者们都知道他在打字，准备说话。那时，霍金的手指已经无法控制鼠标，只能通过脸颊肌肉的运动控制眼镜上的传感器，用这种方式在计算机屏幕列表中选择字母、单词或短语，每分钟大约可以输出一个字。就在记者们拿着笔准备记录时，语音合成器发出了带有金属质感的声音：“I like you（我喜欢你）。”笑声顿时响起，久久回荡在祈年殿前。

　　“我是一个乐观、浪漫，而且顽固不化的人。我想做很多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无异于死掉。”几天后，在友谊宾馆的记者招待会上，霍金这样评价自己。那天，他还说出了一句被各家媒体频频引用的话：“我喜欢中国文化、中国食物，最欣赏中国女性。她们非常漂亮。”

　　科学奇才幽默风趣的一面，占据了各家媒体的头条。吴忠超对此并不惊讶，在他眼中，很多合作者对霍金非常敬畏，有人和他讨论学术时感到非常紧张，必须预先和过后各休息一天。与此同时，霍金也“有常人的喜怒哀乐，有时很恶作剧，得逞之后也很得意。在他的办公室中很显眼的地方，长年摆放着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他说过，大意是女人比宇宙更难理解。吴忠超特意强调，但愿人类的一半——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不要生气，这毕竟是霍金“中性的调侃，绝无负面或不敬的意思。”

　　宇宙的起源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2006年，在容纳了6300多名听众的人民大会堂，霍金作了一场题为《宇宙的起源》的科普报告，回答这些终极问题。

　　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也是霍金的《时间简史》一书试图回答的。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霍金的宇宙模型，吴忠超早年撰写了《无中生有——霍金和〈时间简史〉》等多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

　　“人们经常要问的问题是，在大爆炸之前宇宙是什么样子的？他（霍金）讲在临近大爆炸奇点处量子引力的效应非常显著，时间变成虚的，从而和空间不可区分。可以说宇宙成为既没有开初也没有终结的四维球面。如果要问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正如同有人要问在地球表面上比南极更南一百公里处在什么地方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霍金的宇宙模型是一个封闭的无边界的有限的四维时空。由于量子引力效应使得大爆炸奇点变得模糊，可以说宇宙正是从这儿诞生出来的。他的宇宙正如地球的表面那样，有限但是没有边界，只不过地球表面是二维的，而宇宙是四维的而已。”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理解霍金的理论也许有困难。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中国掀起的一波又一波“霍金热”，是“无边界”的。从来没有一个名人像霍金一样，“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超过所有的影视和体育明星。”

　　2006年的中国之行后，霍金再也未曾踏上中国的土地。然而，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的更加开放，中国大众认识的霍金，反而更加活跃。

　　2008年，霍金与女儿合作完成的科幻新作《乔治开启宇宙的秘密钥匙》，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后，写给孩子们的宇宙冒险故事不断更新，《乔治的宇宙》系列书籍共出版6册。

　　2010年，耗时三年多制作的纪录片《与霍金一起了解宇宙》推出。作为编剧，霍金把剧本大刀阔斧地修改了好几次。他在纪录片中关于外星生物的思考——“如果外星生物真的接触我们，其结果会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对于美洲土著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外星生物或许已经消耗殆尽自己星球的资源，为了获得新资源，他们乘坐大型航天器，像游牧民族一般到处迁徙，让人们不禁想起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那句“不要回答”。

　　2012年，在美剧《生活大爆炸》第五季中，霍金跑起了龙套，与剧中智商爆棚、情商为零的科学家“谢耳朵”展开舌战。

　　2013年，霍金自编自演的同名纪录片《霍金》制作完成，向世人讲述了他的童年、疾病、婚姻以及如何成长为物理学大师的故事。

　　2014年，他用声音合成器发声，在英国老牌摇滚乐队Pink Floyd的新专辑中献上一曲《滔滔不绝的霍金》。

　　2016年，他在中文社交网站开通微博，向中国朋友问好，并提到1985年“坐火车游历了你们雄伟的国度”。微博开通后仅仅两天，粉丝已突破300万。他的最后一条微博停留在2017年11月24日，回答了演员王俊凯关于“人类探索地外适宜生存的星球和延续人类传统文化”的问题。

　　2017年，在腾讯WE大会上，霍金进行了远程视频演讲，展示了他为太空探索带来的杰出贡献与最新成果。这也是霍金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演讲。

　　2018年3月14日，霍金去世，享年76岁。这一天，是爱因斯坦诞辰139周年的日子。而他出生的1942年1月8日，是伽利略去世300周年的忌日。尽管霍金自称“我估计这一天出生的大约有二十万个婴儿”，人们还是愿意将他的名字与不同时空的物理巨人放在一起。

　　吴忠超告诉记者，三次中国之行，中华民族的热情好客，中国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都给霍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看到了中华文化最精华的东西。

　　而霍金和《时间简史》带给中国——尤其是中国年轻人的更多。“我不知哪部科学书在近三十年，比《时间简史》更有影响力。美国物理学家惠勒说过，读霍金的论文就好像口中含有糖果似的感觉。我不知道多少年轻人有同样的感觉。实际上，70岁以下的科学人几乎无人没读过这部书，哪怕其他专业的。因为读了这部书而立志科学的年轻人数不胜数，当然最终从事物理学、理论物理学，极而言之宇宙学研究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但他的生平至少使年轻人知道，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除了存活和世俗的追求外，还有更高层次的形而上的追求，那就是对真理和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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