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导言:重庆，这座名闻遐迩的历史名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口，是长江上游的水运枢纽。重庆，古称江州，州指水中之高地，江州，意为江中小岛。因重庆地处两江交汇之处，三面环水，一面虽不近水，却犹如鹅项，故而得名。

　　今天又把它称作山城，因它地势险要，多丘陵、低山，而少平坝，其整个地势大致由南北向两江河谷倾斜。登高极目，但见长江南岸群山巍峨，嘉陵江北缓丘迤逦，两江滔滔流水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合抱着山城重庆，景色蔚为壮观。那么古代的重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早在跨入文明时代之初，生息在重庆地区的最早先民——巴人就在江州（今重庆市）建立了国都。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将张仪、司马错率兵入川，攻灭巴国，在重庆地区设巴郡，郡治设在江州。两年之后，出于防卫的需要，张仪在江州筑城，重庆成为秦王朝统治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至此，重庆开始成为一座有城垣的封建军事堡垒。到了三国时期，群雄逐鹿，汉室宗亲刘备割据四川，偏安一隅，重庆的地位日益突出。都护李严率重兵驻扎江州，大兴土木，筑大城，方圆达16里。

　　隋朝统一后，实行州县两级制，因嘉陵江古称渝水，所以把重庆称作渝州，这就是今天重庆的简称渝的由来。隋唐300余年，重庆地区未经战乱，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区域开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突出地表现在广大丘陵地区开始得到开发，内地大量置县，到唐晚期，共计有巴（今重庆市）、江津、石镜（今合川）、铜梁等24县。

　　北宋代是巴渝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丘陵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梯田被开垦，水稻已广泛种植，在没有水利灌溉的丘陵和山区，已开始利用水塘、池堰等灌溉稻田，纺织、井盐、瓷器和冶金等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农业的进步和手工业的发展，使重庆地区的商业开始繁荣，重庆的地理优势也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四川东部的交通孔道和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宋代重庆城的转口贸易十分兴盛，城区一带两江之商贩，舟楫旁午，沿江地区逐渐发展为商业功能占有相当比例的商业区。这表明重庆城的功能正在变化，逐渐由一个高垒墙深的单一军政中心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发展的城市演变。

　　不久金兵南侵，北宋覆亡，宋高宗赵构逃到临安（今杭州市）称帝，史称南宋。南宋的第二个皇帝是宋孝宗，他的第三个儿子赵惇被封为恭王，藩封恭州。后来，赵惇当了皇帝，按照宋王朝潜藩升府的惯例，于1189年9月18日升恭州为重庆府。此后，重庆地区的辖境虽时有伸缩，但地名再无更改，至今已800余年。南宋末年，宋蒙对峙，四川战事吃紧，重庆一度成为四川省军政中心，著名的钓鱼城保卫战就发生在重庆地区。

　　但是连年的征战使重庆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再度遭受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隋唐时期设置的州县大量被省并，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再度中断。

　　元统一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内部争斗，加上自然灾害频繁，终元一代，重庆经济未能有所发展。元末红巾军的一支在明玉珍的率领下攻入四川，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建大夏国，废除元代苛重徭役，采取措施恢复生产，才使重庆地区社会生产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被废弃的州县也渐次有所复置或新设。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分兵两路取蜀，夏政权覆亡，四川遂归于明朝统治。这个时期，重庆地区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到明代中期，重庆府的耕地与人口已占全省的1/3，重庆地区已成为四川粮食的主要产区之一。明万历年间四川的田粮额数，成都府31州县为157729石，重庆20州县及5土司则为344497石，重庆府已超过成都府达1倍以上。在《明史·食货志》记载的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30余个城市名单上，重庆已是榜上有名，成为中国的一个著名城市。

　　明末清初，四川又逢战乱，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发再次受到沉重打击。重庆城虽为四川总督驻节之地，但哀鸿稍集，亦不过数百家，更遑论其他。清统一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少地的农民入川开垦荒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重庆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经济作物如蚕丝、苎麻、柑橘、桐油、甘蔗、竹木等产量也大量增加，井盐、矿冶、陶瓷、制茶、制糖等业也皆有发展，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商品经济的活跃带来商业的繁荣，这使重庆这个川江航运的枢纽焕发了盎然的生机。长距离贩运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通过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嘉陵江、沱江、岷江以及渠江、涪江、乌江、綦江、赤水河，使滇北、黔北及省内的主要粮、棉、糖、盐产区的外运商品得以汇流而下，集中重庆再转运长江中下游及其他地区。同时，通过长江交通主干道与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相联系，全国各地的商品沿长江溯流而上，汇集重庆再转运四川各地及滇北、黔北等地。如清代乾隆以来的川米易苏布就是通过重庆这个口岸开展贸易的。

　　乾隆初年，重庆城已是一个商贾云集、百物萃聚的商业性城市，九门舟集如蚁，往来于重庆的各类船只不下50种，重庆城内的商业行帮已有25个，各业牙行也达150余家，经营着棉花、棉纱、土布、丝货、食盐、纸张、书籍、药材、山货等各类物资。广东、福建、

　　浙江、湖广、江西、江南、山西、陕西等省商贾也经营往来于重庆与当地，并于乾隆年间陆续在重庆设立会馆，旨在保护各省间往来贩运的商贾和寄居外省人员的一般权益。民间驿传业也在重庆出现。清代重庆城市规模比明代有所扩大，府城内街巷达240余条，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尤其是沿江一带商业性用房鳞次栉比，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工商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人口结构也有了较大变化。

　　到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人口比例至少在某些街区已超过了官僚、地主、军队、僧尼等人口的比例。这一变化表明重庆城的经济功能已相当突出，初步改变了经济落后、功能单一的状况。到1824年，重庆府城的城市人口已达65286人，加上江北厅的人口，估计当在8万人左右，人口结构开始由以消费人口为主向非消费人口为主的方向发展。重庆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都会，并一跃赶上了川西的成都，与之并驾齐驱，是四川省内的双子星座。

　　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重庆始终作为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重庆同时又是一个经济落后、功能单一的封建军事城邑，城市的工商业很不发达，这与重庆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有关。重庆多丘陵、山地而平坝较少，这一恶劣的地形特征使得重庆地区的广大山区腹地长期得不到开发，榛莽草莱遍地，地广人稀，与同时代沃野千里，五谷丰登的川西平原相比，犹如天壤之别。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要说远逊于川西平原，即使与川北的嘉陵江中游地区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经济上的落后带来文化上的荒漠，自隋唐到宋代以前，重庆地区一直是朝廷贬谪流放罪犯的场所。这一切都严重影响着重庆城市的发展，与川西平原的成都相比，重庆的城市化进程起步严重滞后。

　　尽管重庆有这些缺点，但是在近代，重庆却成为西南中心，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老天并没有亏待巴渝儿女，它赐给了重庆一个无与伦比的瑰宝，那就是重庆得天独厚的为四川其他各地所不能及的地理优势——地处长江上游的水运要冲。

　　重庆地控川江（长江上游宜宾至宜昌段），向北通过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与川北的合川、南充、遂宁、广安等地和甘南、陕南发生联系，沿长江顺江而下，在涪陵接纳马江与黔北相连，上经江津接纳綦江，经泸州接纳沱江，经宜宾接纳岷江，与川东南的涪陵、黔江地区，川南的泸州、宜宾地区，川中的自贡、内江地区，川西的成都、雅安地区都发生了联系，沿金沙江（长江上游一段）下游直抵滇北，成为沟通四川盆地以及滇北、黔北、甘南、陕南的水运枢纽。

　　同时，重庆又位于长江——这条中国商品流通主干道的上游，顺流而下，中经九省通衢的武汉，与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连接，沟通了横贯整个中国的经济大动脉，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各省与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起点。众所周知，四川地处中国内陆，与全国主要经济区东障巴山，西屏邛崃，南踞苗山，北倚秦岭，仅长江一线与外相通。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却使得重庆这个位于长江上游的水运枢纽更加夺目耀眼，在近代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近代以降，由于上海经济的崛起，重庆以其自身商业和贸易上的独特地位紧跟上海，使重庆城市的发展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软弱的清朝开始大肆签约，以此来换取和平。1890年11月4日，重庆海关首任税务司英国人好博逊、英国驻重庆常任领事富尔富德以及伦敦布道团的达文波特同时抵达重庆，并于1891年3月1日正式设立了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重庆海关。不久，重庆海关在万县设分关，英国人阿斯克尔为首任代理税务司，至此，重庆海关控制了四川境内的全部川江。不言而喻，在国家软弱的情况下，重庆被洋大人欺负掠夺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单纯的从开埠来说，无疑对重庆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重庆的开埠，赋予了这座古老的山城一个近代化的契机，封闭的大门被打开，重庆被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使得重庆这座自古因商而兴的美丽山城的巨大潜力得以发挥，城市的经济功能日显突出，并开始取代政治功能成为重庆城的主要功能。重庆，在凤凰的涅槃中得到新生，由一个区域性军政中心逐步演变为四川乃至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一个近代化的城市。

　　洋货入川，重庆对外贸易量（包括省际贸易）剧增，从1891年的648.1万海关两（海关两亦称关平两，近代中国海关曾经长期使用的一种计算银两单位，1海关两相当于1.1069两）猛增到1931年的7539.2万海关两，其中1930年最为突出，贸易总额达8664.5万海关两，使重庆在全国对外贸易的地位，仅次于上海、汉口两埠而居第三位。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重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谱写了最为悲壮和光辉的篇章。日寇步步进逼，国土大片沦丧。炮火把国民政府赶到了重庆，炮火也将沿海、沿江工业、人力、财力赶到了重庆。灾难与机遇同行，灾难与兴盛同在。重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赐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名城，中国战时的首都。

　　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开始考虑对日抗战时的后方根据地。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即在总理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

　　重庆由一个内陆城市跃升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城市，被举世公认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城市并驾齐驱的民主世界堡垒，为全世界所瞩目。

　　如果说近代中国历史必定要创造出上海这一中国经济中心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历史也必然会为四川和内陆地区创造出另一个上海——重庆这一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承担起长江流域经济链条上东西结合的重要一环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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