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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是云南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明王朝沐氏家族进一步稳定云南的局势，清王朝的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及

　　明清二代在对云南的开发中，使这一地区的人在文化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王朝的认同。

　　明清时期云南府民间信仰的类型是丰富的，造成民间信仰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其发展是官方和民间共同促进的。

　　民间信仰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人们对中央以及“国家”认同的同时，也为进入云南的移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促使不同地区的信仰文化在云南的发展。

　　民间信仰所衍生的各庙会及节日，极大的丰富了云南府本地人的生活，并且在这些活动当中，人们常常有很多反“规范性”的行为，以排解压抑的生活。

　　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长期处于亚健康的女性的排解。所以，明清时期云南府的民间信仰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民族融合，民间文化的丰富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力量。

　　民间信仰这一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可以说在文明诞生之初，甚至以前就有了对自然与鬼神的信仰。而明清以后的民间信仰就正如赵世瑜所说的：“它们实际上是宋代以来民间文化高潮的延续”。

　　同时，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松弛，国家统治对云南的逐渐加强，以及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人员的流动，民间信仰的广泛流传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特征。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在云南有了大量的体现。

　　云南自元谋人至周秦时代，经历了100多万年的漫长历史岁月，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据王懿之的考证，在原始社会中的宗教形态。各部族之间对万物山川、图腾、生殖、祖先等信仰崇拜，并有了一定的祭祀和巫术。

　　巫鬼信仰在云南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而成为一种习俗必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所以云南有着历史悠久的信仰传统，这种鬼神的信仰传统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民间信仰是多样的，包罗万象的，生活中或者自然界中的某一事物或现象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民间信仰的承载体。

　　可以把明清时期的云南府民间信仰对象依据神灵类型、功能、特色等不同的标准划分为六种信仰类型。第一种是通祀神灵，即民众对其祭祀范围广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与社会活动密切联系的神灵。

　　第二种为民间俗神，它们也是被普遍供奉但信仰对象较多较杂。第三种以云南府土人所建立起来的对当地历史名人、先贤、名官等的祠和庙，第四种为行业神，行业神是根据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们根据自己行业的情况和需要往上追溯的对这一行业有贡献的人。

　　第五种是灾害神信仰，一般是指与各种灾害息息相关的信仰，普遍与各种水旱、火灾、虫灾，疾病等日常生活灾害相关的神灵，第六类种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土神”。

　　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天然的，基本上不受外界干扰的因素，对一个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与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地理环境主要指本地区的自然灾害、地貌特征等因素。以云南府来说，因地理环境的因素所造成的特殊信仰，就是普遍存在的龙信仰。

　　龙信仰中祈雨是非常重要的功能，这一功能甚至产生了对佛教神的渗透。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水旱灾害十分重视，毕竟以农为本的小农社会，农业的破坏往往是地方社会秩序失控的最大挑战。

　　云南有着特殊的地貌特征与气候——喀斯特地貌与季风气候。喀斯特地貌配合着季风气候的雨水，从侧面为龙信仰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另外一个对龙信仰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则是云南府的滇池。

　　明、清二代对于云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1381年即洪武十四年，明政府就征讨云南，并很快控制此地开始了经营。

　　清王朝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至雍正时期又命鄂尔泰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进一步加深了中央对云南的影响，这一影响除了以往常讲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还有就是对民间信仰的逐渐渗透与把控。

　　在大一统之下，中央政府为了稳定云南府的统治以及将中原文化传播到边疆的目的，组织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性移民，他们所带来的民间信仰也在丰富和影响着云南府的民间信仰文化。

　　明清两代大量的外地移民进入云南，促进了云南的“汉化”，多来自江西、浙江、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移民为云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的同时，也将本属于他们地域的民间信仰带入云南。

　　这些外地客民的民间信仰进入云南府后不仅仅是在精神形式上存在，外地移民们让这些属于他们的神以会馆的方式存在。无论是妈祖、萧公还是晏公，都属于海边城市的神，他们往往是保护商人出船贸易、打鱼等活动的神祗。

　　而云南作为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地区，打鱼的话，滇池龙王信仰以及各地有一定规模的龙王信仰一定程度上也足够了。

　　所以不难看出，明清时期外地移民将这些神祗带来云南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云南民间信仰的种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虽然明清时期政府加强了对云南的控制，但是居住于此的人“夷汉混杂”，土司众多，管理相较于江南和中原地区实属不易。所以两朝对云南采取武力以及文化的多方面控制与统治，使得人们形成了对中央统治政权的认同。

　　其中在文化方面，中央利用民间信仰，在政治上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加强了对本地区的控制，在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对人民实行教化。而对于明清时期移民到云南的人来说，神灵更是成为了他们对家乡思念的寄托。

　　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往往是达不到其本来所想达到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权威，统治者们往往不能仅有一种手段，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加强中央的权威。

　　而这些对云南的文化渗透与把控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全国治理经验的一种范式推广。

　　作为云南来说，处于一个“汉夷混杂”，人们“手不释珠”，中央急需在文化上进行渗透措施的地区，而这里自古以来就有“鬼神”“巫术”观念，是民间信仰发展的沃土。

　　所以中央的士大夫阶层们使用民间信仰对这里的百姓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同时增加对地方的控制，是加强地方治理的一种温和且有效补充手段。

　　中国民间神灵的多元性就体现在这些神灵的形象和作用上，同样的神，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功能，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神”同样如此。

　　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而这些文化又赋予了民间信仰丰富的内涵与生命力。民间信仰的多元性，一定程度上也是和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相联系的，不同地区的人们有不同的诉求，造就了神明的多元性。

　　综上所述，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广泛性、多元性三者互相成就，互相促进，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保证了民间信仰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延续性。

　　庙会与民间信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民间信仰的发展，促使民间产生了很多造神活动，造就很多人格神，这些神往往有自己的生日，在神诞辰当天，人们往往会进行迎神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便成为了一个个地方性的活动，在此期间举办庙会，人群聚集狂欢。

　　另一方面，人们的狂欢又保持了这些神衹的生命力，让这些神灵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和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

　　庙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就如同各种民间节日一样，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慰藉，不因统治阶层以及历史的变化而消逝。

　　在一次次的“反规范性”活动中，“神”虽然一如既往的是主角，但是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关注从“神”的未知转变为“人”的可知。

　　民间活动“娱神”到“娱人”功能的转变，人们利用神进行“狂欢”，释放着日常积累的消极情绪，在人们借势狂欢之时，由于往往多注重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也起到了淡化“神性”加强“人性”的作用。

　　明清时期云南府民间信仰的发展是官方和民间共同促进的产物，民间信仰也与当地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第一，上层精英们利用民间信仰与普通民众形成了互动。对众多的民众进行了教化，使得他们从心理和文化上构建起了对中央王朝的认同。

　　第二，外来移民虽然与当地土民产生了矛盾，但是外来的民间信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以及地区稳定。

　　第三，民间信仰所产生的活动与当地人民的互动。民间信仰所衍生的各种祭神活动以及庙会，极大的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且在这些活动当中，人们常常有很多反“规范性”的行为，以排解压抑的生活。

　　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使得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女性有了一个排解的空间。所以，明清时期云南府的民间信仰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民族融合，民间文化的丰富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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