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2023年春节期间，去了玉溪，不仅仅游览了抚仙湖，吃了石锅鱼。在玉溪亲友的陪同下，膜拜了玉溪红塔集团总部及对面的红塔山。

　　回望云南近代历史，王炽、王鸿图、缪云台、曲焕章、褚时健等一批云南本土优秀企业家，奠定了近代云南企业家精神的底色。他们的成功经验和精神，值得当今在弘扬企业家精神中深入研究、发掘。

　　王炽（1836—1903），字兴斋，云南弥勒县虹溪人。中国封建社会位居一品的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王炽被李鸿章称为“大清的国库”，李鸿章打仗时军费紧缺，只需要跟王炽说一声，立即六十万两白银到账。

　　三代一品：就是王炽是一品官，王炽的长子也是一品官，王炽的长孙也是一品官。

　　有没有人（皇帝除外）一生下来，不仅荷包里有花不完的钱，而且手里还握有巨大的权力，在晚清的中国，真的有这样一个人，他就是王鸿图。

　　1900年，英国《泰晤士报》对一百年以来全世界的富翁进行统计排名，然而排名榜单一经公布，竟在国内掀起了讨论狂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排在第四位的竟是我国的王炽。

　　满清皇朝，由皇帝任命，以官方身份管理朝廷经营的国营产业，代表皇室营商的资本家即为皇商。

　　皇商隶名于内务府，清朝的皇商有些按例会赐封官衔，不少人品级在五品以上，如皇商范毓并赐封正二品太仆寺卿、江春赐封正一品光禄大夫、胡雪岩赐封从二品布政使、张弼士赐封正一品章服顶戴、叶澄衷赐封正二品章服顶戴、伍秉鉴赐封从二品官衔、盛宣怀任从一品邮传部尚书、乔致庸父子三人均为二品顶戴花翎、梁经国封诰从二品通奉大夫，追赠正一品光禄大夫、王炽赐封从一品荣禄大夫，封典三代一品。皇商的家业与官职可以世袭，清朝的八大皇商均为内务府世家，历代世袭皇商之职，曹雪芹家三代共有四人世袭江宁织造。

　　看到没有，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只是二品，后来在左宗棠的帮助下，最后官至一品。

　　缪云台（1894—1988），原名缪嘉铭；云南昆明人，1913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堪萨斯州西南大学、伊利诺大学。1919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矿冶系。

　　1920年回国后，从事开发锡矿，任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云南劝业银行经理，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云南锡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是云南有色行业的扛把子人物。

　　他于1949年由香港赴美国，1973年回国观光，1979年回国定居；曾任对外经济贸易部特邀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1983年当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五届常务理事；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曲焕章，云南白药创始人，1938年，曲焕章被接往重庆，国民政府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以抗日救国为由，要曲焕章把万应百宝丹的秘方交给中华制药厂生产。曲焕章拒绝交出秘方，遂被软禁。后曲焕章忧愤成疾。1938年8月，曲焕章不幸辞世，终年58岁。抗战时期，百宝丹成为日占区的走私硬通货。

　　“曲氏白药”和曲氏大药房也便在这样的影响下一步步落寞。直到1955年，缪兰英将“曲氏白药”配方交给云南省人民政府，才又让这一朵民族医药瑰宝重新绽放。云南省人民政府得到这份药方，在确定它的真实性后，立即着手建立药厂开始生产，同时将“曲氏白药”改名为“云南白药”。

　　1984年，其子曲嘉瑞带着妻子落户福建省三明市，并在这里开始潜心研究父亲留下的部分残方。

　　曲焕章除了留下“曲氏白药”这个不朽名方之外，还研制了重升百宝丹，但它的作用和功效不及“曲氏白药”。曲嘉瑞早就有心重新研制、完善重升百宝丹，到达福建后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他开始潜心做研究。

　　1985年，曲嘉瑞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在重升百宝丹原有的基础上，对药方进行改革制成了痛血康胶囊。经过改良后的药品不仅药效强用量少，价格也非常便宜。

　　其后的几十年间，云南白药厂历经股权变更，几易其主，这其中固然有时代变革的原因，也无法排除资本运作导致的变化。但不管如何，曲嘉瑞始终保持初心不变，潜心研究曲氏传药。

　　2002年，曲嘉瑞因病去世，将他和曲氏家族对医药的执着传承留给了儿子曲罗云。曲罗云继承祖父和父亲的志愿，仍然从事中医药的研究工作。

　　2005年，曲罗云在三明市成立了嘉瑞中医药研究所。2014年，在福州市创办福建曲焕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曲罗云希望以此加速推进中医药的研究工作，使自家的良药、好药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2018年6月11日，作为中国医药第一股的云南白药集团突然宣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福建新华都集团将获得云南白药50%的股权，董事长陈发树成为云南白药实际老板。陈发树曾经与云南国资也扯皮多年，陈发树与云南白药的渊源始于2009年，曾经以22亿受让红塔集团手中云南白药12.32%股权，到马拉松式诉讼败诉出局。2016年，白药控股实施国企混改陈发树迎来一线亿元的巨资获得了白药控股50%股权，间接成为云南白药第一大股东。

　　说到红塔集团，绕不开褚时健（1928年1月23日-2019年3月5日），他是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褚橙创始人，先后经历两次成功的创业人生，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中国橙王。1979年-1994年，褚时健成功将红塔山打造成中国名牌香烟，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1994年，褚时健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成为“中国烟草大王”。

　　20世纪90年代，从媒体上得知褚厂长的名字，他领导下的玉溪卷烟厂，通过技术革新和精细管理，成为和三五、万宝路等洋烟并驾齐驱的国内第一品牌。我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在贵州水钢供应处工作，因为在管理科（与法律事务科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负责合同管理，每天丢在我的办公桌上的红塔山香烟，收集起来有好几盒。那时候红塔山与外烟三五、良友、万宝路齐名，红塔山香烟是硬通货。

　　除了短期外访，褚时健基本没有出过玉溪，并不符合一般企业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提升途径。除了个人的天赋，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褚厂长身上的企业家精神？

　　理解褚时健不能脱离对云南这片土地的理解。滇商是中国商帮发展史的重要一章。早在先秦，“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五尺道”就将西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明清两朝，滇人冶炼的铜和铝锌，支撑起了全国的货币流通；20世纪初，云南涌现出蒙自、鹤庆、喜洲、腾冲四大商帮，吃苦耐劳的马帮成为滇商的标志性符号；前面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唯一获得朝廷三代一品封典的王炽，成为滇商中的佼佼者。

　　这片孕育滇商文化的土壤，再出一位褚时健，可谓顺理成章。但褚时健和历史上的云南商人又有很大不同。滇商王炽在商业上的成功最后还需要国家的册封来肯定，商而优则仕，这并没有跳出胡雪岩、盛宣怀等“官商”的范式。褚时健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重新站起来，依然选择用经商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他给自己的终极定位是一名现代商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商”。

　　褚时健随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褚时健高寿，寿则多辱。面对并不公平的命运，愤然一跃固然悲壮，有原则的隐忍更加可贵。

　　抗战时期为航运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商人卢作孚，解放后却服用安眠药辞世。卢为何自杀？按理说他经历了抗战，连敌人的枪林弹雨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呢？事实却是：敌人的枪炮再厉害，却只能伤害你的身体，而自己人的訾议再微弱，却句句砍在心上，卢的处世原则被现实压得粉碎。

　　褚时健的尊严着眼于未来，活下去就有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机会。当然，这种隐忍活下去，不是小说《活着》里面徐福贵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逆来顺受一辈子，回望褚时健在逆境中的奋争，他做到了有尊严地活下去。

　　1958年他被划成“”，摘“”帽子的时候挂在墙上，准备运动来了再戴上。对于时代的错误评价，他的内心难免起波澜，但不畏浮云遮望眼，该干的事还要干好。40年后他入狱，家庭也遭遇挫折，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迅速东山再起，在逆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企业家尊严。这种尊严，源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坚定信念；源于“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的人生态度；体现在褚时健那始终挺直的腰杆上。

　　褚时健曾说，自己最大的成就，是找到了陪伴他近64年的老伴儿马静芬。马女士出身名门，是昆明银行家的千金小姐，当过兵，做过教师，见过大世面但毫无娇惯气，当褚时健的命运如一叶扁舟在政治风浪中颠簸时，她始终守在身边不离不弃。褚时健后来用10多年时间，以耄耋之躯创造了个人品牌“褚橙”，焦虑的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晚年的奋起中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企业家尊严的源头：工匠精神、独立人格、不断创新，为社会贡献价值。王石特别推崇褚时健，并推荐周桦给他写了传记。

　　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可是，到1996年他却因贪污 被调查。事发之后，褚时健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当时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时健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两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多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最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成长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境”。 在我们这个时代，褚时健的另外一个价值在于，他用顽强的人格魅力走出了那座“哀牢山”。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位八旬老人开拓荒山，创建“褚橙”，并用互联网的方式逆袭，上演了一出令人惊艳的品牌大戏。“褚橙”的成功带有极大的戏剧性和互联网时代特征，可谓励志而炫酷。

　　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人人却似乎又具有“受伤情结”。褚时健的经历可谓趋于极致，然而，他以超人的乐观主义给予了我们全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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