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和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一部云南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卷帙浩繁的云南少数民族典籍中，有一批来自汉族题材、被少数民族群众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古籍经典，这些经典有的来自汉族典籍的正史，有的来自汉族民间故事或传说……再经过各少数民族重组演绎，艺术再造，成为被各民族群众喜爱的艺术模式。

　　日前，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云岭文化名家、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项目负责人普学旺和他的团队，共同领略入选“国家民文出版项目库增补项目”的“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讲述云南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故事。今天为大家带来第四部分，“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收录的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剧本、唱书的特点。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收录的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剧本、唱书有些什么特点？

　　收录的这些来自内地汉族题材的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剧本、唱书等具有三大特色。

　　一是文本风格的少数民族化。无论来自戏剧、唱书，还是小说、民间传说故事，进入到少数民族中后，汉文原文文本从语言文字到体裁都要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表达风格而全部实现少数民族化，即文化翻译学所言的“归化”，都要归口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文风”系统。如汉文唱书《大孝记》，原文体裁是散韵结合，韵文部分多为七言、十言句式，押韵，散文部分通俗易懂，但移入彝族文化系统后书名被改为《董永记》，正文部分被改编为彝文传统叙事长诗五言句式。又如汉文唱书《白扇记》，原文多为七言句，并不时有散文说白，但传入白族地区变为大本曲后，全部被改编为白族语言传统诗歌“七七七五”山花体句式，语言和文体都全部实现白族化。

　　二是人物和故事发生地的少数民族化。如壮族的叙事长诗《梁山伯与祝英台》，虽人物仍叫梁山伯、祝英台，但其身份已变为“两个壮族年轻人”。在流传于贵州的董永传说彝文叙事长诗《赛特阿育》中，董永的名字被彝族化为“赛特阿育”，七仙女的名字被彝族化为“举祖伦霓”，人物名全部被“归化”为彝族名字。有的少数民族文本还对人物进行了增减。此外，为便于听众理解和接受文本内容，不少少数民族文本还将原汉语文本地名改编为本民族民众熟知的地名。如在白族文本《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虽然两个主角的名字没有改变，但白族人民把大理地区作为故事发生地来展开叙事，在文本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松树下结拜的，“两人同游点苍山，携手盖学堂，造桌椅，上山砍柴，挑水做饭，是一对白族的劳动能手”。

　　三是部分情节的少数民族化。这些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剧本或曲艺唱书，没有一个是原原本本照搬汉文原作的。有的将主要情节或内容全部打散重构，如傣文抄本《唐僧取经》，除“取经”中心主题不变外，内容情节几乎与汉文本《西游记》没有相同的。而汉文本和彝文本的描写，各具本民族审美文化特色。这些文本，情节的取舍和嬗变往往服从于塑造人物和表达情感的需要，壮族、侗族、白族等各民族将梁祝故事改编为叙事长诗以后，都增加了阎王断案这一情节。祝英台跃入裂开的梁山伯坟后，二人之魂到阎王那里等待判决。同时殒命的马郎也到了阎王那里，状告梁山伯夺爱。最后阎王判决梁祝前世姻缘，当为夫妇，让二人还阳，白头偕老。这就满足了各族群众对美满婚姻，情侣终成眷属的心理需求。这种团圆的结局，在南方民族当中比较普遍。“缥缈的化蝶虽然很富于诗意，但满足不了人们感情的实际需要。”这个情节是梁祝传说传入西南地区和南方民族中后添加的，与原作有很大的不同。来自内地的汉族文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融入少数民族文本中，并被少数民族常演、常听、常唱不衰。

　　我们可以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犹如一个食料多元的元宵，虽然其核心馅体部分仍是中原文化，但包裹馅体的部分却蕴含着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因子。这样的文本嬗变，与其说是文化的相互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内地的中华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更为准确。

　　刘 琳：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项目管理师，《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汉族故事》项目主持人

　　刘艳芳：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一级翻译，傣族长诗《香发公主》汉译英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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