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县高桥镇小商人家。杜月笙两岁丧母，四岁其父杜文庆去世，八岁时继母张氏神秘失踪，年幼的杜月笙只得靠亲戚为生。因无人管束，他与镇上的无赖少年混迹于茶馆赌场，很快便将父母遗留下来的一点微薄家产折腾精光，遭到亲友们的唾弃。14岁时，杜月笙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滩闯荡。初在水果店里当学徒，旋因盗窃聚赌，为水果店老板驱逐。后又拜妓院老鸨为“干妈”，再拜清帮“通”字辈流氓陈世昌为老头子，依仗帮会势力，与清帮流氓们合伙在轮船码头干些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的行当。

　　1918年，30岁的杜月笙经陈世昌的同辈弟兄黄振亿的介绍，到当时上海滩大流氓头子、时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的黄金荣家里做杂务。依靠他的头脑灵活、八面玲珑，杜月笙很快讨得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赏识。当时淞沪护军都督使何丰林等人私下集资开办了一家包运贩卖鸦片的公司，杜月笙认为这个公司有军阀为后台，肯定能够赚钱，遂鼓动林桂生以黄金荣的名义入股，不出两年，即为黄金荣赚得200万元。由此，黄金荣对杜月笙的“才干”始加注意，并赏其5万元为酬谢。此后，黄金荣又推举其在法租界内运销鸦片，聚敛钱财。

　　当时，上海的烟土走私由以英租界探目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操控。他们先从抢劫烟土开始，渐与土商达成协议，由土商支付数额巨大的“保护费”，由大八股党负责烟土运送安全。杜月笙欲与大八股党争夺烟土之利，乃找来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织“小八股党”，建成一支流氓武装。此小八股党人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强，在与大八股党的争夺中，他们或明抢，或暗劫，至1919年初，“小八股党”最终取代“大八股党”，执上海烟土行业之牛耳，杜月笙由此名声大振。

　　1925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联合潮州帮烟土商，办起了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由该公司派遣保镖人员，包办法租界的烟土经销。所定之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可收取数百元之保险费，如果烟土被人盗劫，则由公司出面追讨或赔偿。当时因黄金荣身为法租界的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办这个公司，便由杜月笙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张啸林与杜月笙的清帮弟兄范回春担任副总经理。其后何丰林与军警头目俞叶封见该公司有利可图，亦相继入股。公司的总资本约270万元。

　　一次，黄金荣因在看戏时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争风吃醋，开罪了这位公子，被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遣众便衣痛打一顿。之后，又将其绑架至龙华护军使署看守所里。杜月笙与上海三大亨之另一角色张啸林居间设法营救。杜月笙向法租界各大土商索取巨款，由张啸林出面向何丰林、卢小嘉赔礼求情，再由杜月笙往请清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张镜湖出面疏通，终于平息了卢小嘉的怒气，把黄金荣放了出来。黄金荣为感谢杜月笙、张啸林之“救命之恩”，乃与二人结拜成把兄弟。由此，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这三位上海滩头的大流氓头子联合一体，成为当时上海黑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势力。杜月笙也从此开始独当一面，自立门户了。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1927年3月21日，中国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随即控制上海。蒋介石派杨虎和陈群联络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欲借助上海的流氓势力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的工人运动。杜月笙与黄金荣等积极招兵买马，收罗党羽，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走卒，并在四一二政变前夜，由杜月笙亲自出面诱杀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4月12日，杜月笙亲自督战，组织流氓恶棍从南、北两路袭击工人纠察队。此外，杜月笙还将获取的情报预先通知蒋介石，使得工人游行队伍在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预伏的蒋介石军队，造成骇人听闻的宝山路大屠杀事件。杜月笙还派弟子芮庆荣率领“行动大队”，仅在4月14日一天，便捕捉人和进步群众一千多人。4月下旬，杜月笙亲率“行动大队”专程去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通过四一二政变，杜月笙攀附上新贵蒋介石集团，成为他日后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跳板。为表彰杜月笙等人在上海“清共之役”的功劳，蒋介石委任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并单独召见杜月笙。从此，杜月笙建立了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一些不便出面的事，也由杜月笙代劳。

　　为巩固在上海滩的地位，扩展在全国的影响，凡的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莫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他与上层人士，特别是上海市重要部门的官员更是打成一片。不仅如此，杜月笙还特别注意取悦法租界的外国权贵，1927年7月，杜月笙被任命为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7月，又被推举为公董局华董，坐上了中国人在法租界可能坐上的最高位置，他在上海滩乃至全国的影响和地位迅速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大亨”。1931年6月，杜月笙举行杜祠落成典礼，蒋介石送了一方“孝思不匮”匾额和一幅祝词，并派代表行礼。

　　于右任、张学良、王宠惠等要人，以及吴佩孚、段祺瑞、曹锟等下野名流都送了匾额。吴铁城、宋子良还到场向杜氏祖宗牌位行礼。

　　尽管杜月笙在上海滩春风得意、红得发紫，但他知道那些达官贵人们与他交往只是利用他，实际上并不把他视为上流社会中人。因此，杜月笙极力想开辟“正当”的经济来源，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钱新之建议，他于1929年开办中汇银行，并以此为基础，采用笼络金融界人士、仰仗官僚资本、动用流氓势力等手法，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与此同时，他还采取同样手法，插足面粉、航运、棉纱业，获得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等头衔。最终，杜月笙通过打、拉市商会中的有力人物王晓籁、骆清华，使得当时的商会会长虞洽卿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渐生退意。经过杜月笙一番活动后，王晓籁被推举为上海市商会会长。而杜月笙则在幕后操纵，其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权势炙手可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相连的杜月笙也卷入了抗日的洪流中，他参与发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任委员，也做过一些抵制、查禁日货的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企图通过诱骗国民政府与之谈判，行缓兵之计。杜月笙则居中为这次外交谈判穿针引线。但在全国人民和第十九路军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从事与抗战有关的慰劳、救济任务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地方协会”。在淞沪抗战期间，他会同黄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慰劳第十九路军。

　　通过这些活动，杜月笙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各方人士，包括知识界、金融工商界、文化艺术界，甚至一些相当地位的官员，都纷纷与其交结，向他投靠。随着自己影响和地位的提高，杜月笙此时不便再以“白相人”面目出现，而试图以“工商业者”、“慈善家”、“政客”等“正当”身份出现。于是，他于1933年11月22日，组织成立了为自己效力的社团组织“恒社”。恒，取义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典故，并暗含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恒社吸纳了一大批金融、工商的老板和政府机关的官员和军警。杜月笙担任恒社的名誉理事长，实际上所有重大问题都由杜月笙及其最亲信弟子陆京士决定。凡加入恒社者，都要向杜月笙递帖子，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杜月笙由此网罗了大量可资利用的人物，羽翼亦更加丰满。1934年11月，“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史量才被特务暗杀，杜月笙趁机攫取了会长之职，同时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1935年4月，他又当上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

　　一二·九运动之际，杜月笙协助上海市长吴铁城破坏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阻挠学生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1936年11月下旬，杜月笙与当局联手策划，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其后又对“七君子”多次进行政治诱降和迫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他致电以前的好友张学良，向他施加压力，宣称愿意自身为人质换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赴南京晋谒蒋介石，向蒋介石表示慰问。由于其在江浙金融工商界的显赫地位，杜月笙成为日本人拉拢的目标。

　　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欧洲归国途中，特至上海与杜月笙会面，向他提出诱人的条件，进行经济诱降。杜月笙基于民族立场，同时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集团的利害关系等综合因素，对此予以拒绝。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1937年7月22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杜月笙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及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及众人的努力下，共筹得救国捐150余万元，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1／6。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每当有军队开到上海，杜月笙必定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慰劳军队。同时，他也利用这个机会竭力与高级将领拉关系。他曾以劳军名义，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一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两人交情由此加深。此间，杜月笙也曾对表示过合作的态度。1937年10月，他领导的抗敌救援会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赠送了防毒面具1000套。

　　1937年10月间，杜月笙与戴笠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其任主任，辖下建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拥有一支有一万人参加的“别动队”。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其中，第三支队在青浦参加了与日军的战斗。1938年，这支“别动队”经戴笠改编为“忠义救国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华当局考虑到杜月笙在上海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对其多方进行拉拢。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杜月笙能够坚持民族立场，审时度势，离开上海，只身前往香港避难。12月初，他又专程赶赴武汉面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分管第九赈济区事务。领命之后，杜月笙回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主任。同时还在港挂出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办事处的牌子，以此为掩护，从事动员、组织、安排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迁居香港，并负责沟通国民政府与上海等沦陷区的联系。此外，他还与戴笠合伙成立了“港记公司”，负责运销国民政府在川、康、滇一带以禁烟为名掠夺的鸦片烟土。1939年夏，ＣＣ系分子吴开先奉命至上海整顿地下组织，成立了“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吴自任书记长，杜月笙则以其在上海的金融工商、党政、特务系统及黑帮势力中的特殊影响，被蒋介石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坐镇香港，指挥其留在上海的门徒，迫使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同时他还制止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请其协助吴开先在上海活动。

　　约在1939年底，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为酬劳。除此以外，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局上海区的锄奸活动。1940年10月，杜月笙党徒成功策动朱升源将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傅筱庵杀死。此前，与黄金荣、杜月笙同为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由于公开投敌，被杜月笙的徒弟林怀部刺杀。尽管杜月笙对此事一向讳莫如深，但事前必经他默认无疑。

　　1941年冬，香港沦陷，杜月笙迁居重庆。他在重庆重建恒社总社，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建立分社。1942年3月，他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同时他还将中国通商银行迁到重庆，自任总经理。同年秋，他又亲至内江、成都、宝鸡、西安、洛阳等地，设立通商银行分行，各分行内皆设恒社分社。1943年，杜月笙又与戴笠商议、并经蒋介石认可成立通济公司，以国统区的战略物资换取沦陷区的棉纱，被人们指责为趁机大发“国难财”，同时这种行为还大大缓解了日本侵略军战略物资的匮乏。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杜月笙还费尽心机，对军政势力未抵达上海前的重大问题，“均周密策划”，积极协助蒋介石争夺胜利果实。9月，杜月笙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杜月笙从10月开始，即着手整顿“恒社”。整顿后的“恒社”，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发展分支组织，人数亦大大增加，社员上至中央部长、司长，下至董事长、报社社长、律师、特务，遍布全国。这一时期，杜月笙踌躇满志，势力进一步膨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职衔计70个左右。

　　除“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等公职外，所任职衔，涉及文化教育、金融工商、交通电气等各行各业。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江阴机毁人亡，杜月笙在邀宠蒋介石方面，失去一个有力支持者和合作者。4月，上海市参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夕，杜月笙发动其徒众，四处收买拉拢，威胁利诱，当选为议长。但恰在此时，杜的心腹万墨林因囤积居奇，被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逮捕。杜月笙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无奈让出已到手的议长职位。这两件事，使得杜月笙大发牢骚，“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同年10月，杜月笙又与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勾结，将所谓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任常务理事，积极指挥帮会组织，配合特务，打击和进步力量。

　　1948年夏，蒋经国至上海“打老虎”，进行币制改革。9月初，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逮捕。此外，蒋经国还将万墨林传去训话。杜月笙凄凉地感到“该是他们（蒋介石集团）要我下台的时候了”。后来，杜月笙指使其门下四处收罗证据，证明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所拥有的扬子公司也从事同样勾当，逼蒋经国就范。蒋经国无法，只得将杜维屏判处6个月徒刑，此事草草收场。

　　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得杜月笙很快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虽然在此之前，他也曾跟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有过接触，协商去留。但由于他因有在四一二政变中骗杀汪寿华、大肆屠杀人的血案的思想包袱，亦深知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他留在上海“变节投敌”，遂决定既不留上海，也不随蒋赴台。1949年5月1日，在解放军围攻上海前夕，杜月笙黯然离开大陆，逃往香港。

　　杜月笙避居香港后，不仅为虎落平阳、身价贬值而深感烦恼，还为财源日益紧缩而忧虑，一再发出“香港居，大不易”的感慨。往日的颐指气使、风光体面已成过眼云烟。对前途的悲观忧虑，使他不得不求助于问卜算卦，维持心理上的平衡。但心理上的落寞烦恼和生理上的重病缠身，双重打击使得作风一向强悍精明的杜月笙，终于在1951年8月16日客死他乡，死时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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