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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云南都督蔡锷，因病请假，酌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蔡锷解职入京，并推荐贵州都督唐继尧继任。自1912年3月唐率云南北伐军入主黔政以来，在政事上即以蔡锷马首是瞻，双方密切合作，滇黔形同一体。由于受蔡锷影响，唐继尧主黔期间，也多采支持中央立场；袁世凯对唐氏早有印象，故对滇督继任人选立即批可，云南遂进入唐继尧主政阶段。

　　自从蔡锷以湘人督滇，虽悉心图治，但难免引起云南地方主义者的排斥，尤其是滇军第一师师长李鸿祥（驻昆明）及第二师师长谢汝翼（驻蒙自），均有取蔡而代之的企图。当李鸿祥获悉蔡锷打算推荐唐继尧回任滇督时，即往见蔡锷，反对唐继尧回滇，认为滇省贫瘠，滇军只有向外发展；唐在贵州很有前途，若带兵回来则会增加云南困难。话虽婉转，意思却很清楚，即是对唐继尧挡驾，以便自取滇督。蔡锷知道李的用意，遂严词批评，两人几至发生冲突。

　　1913年10月，蔡锷离滇，临行前将都督事交谢汝翼代理，民政长由李鸿祥代理，拒唐与迎唐之争开始明显化。拒唐派是由三迤总会会长、司法司司长黄玉田领导，其中包括王秉钧、李修家等中级军官；迎唐派没有公开的组织，主要由张子贞、刘祖武、孙永安等中级军官组成。拒唐派每晚都在黄玉田家里开会商讨对策，并打电报、写信给唐继尧，劝他向外发展，勿庸回来；而迎唐派则暗中与唐通风报信，极力主张唐氏回滇。唐继尧接奉中央督滇命令后，因得知李鸿祥、谢汝翼有反对之意，最初还有些踌躇，经云南将校张子贞、孙永安等人连电表示欢迎，遂于11月初动身返滇。返滇途中，唐继尧戒备森严，除带回滇籍军政人员外，并率兵一旅回滇。12月初，唐氏安抵昆明，正式就任云南都督。

　　此次唐继尧能够排除拒唐派的威胁，顺利就职，除了迎唐派拥立之功外，最重要的是唐乃北京中央明令发布的云南都督，李鸿祥、谢汝翼等人若真敢抗拒，实际上就是抗拒袁世凯的权威。在二次革命后袁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抗拒袁氏权威，似乎是件不可思议之事，这或许是李、谢二人真正计虑所在。此时，北京中央仍是全国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最高裁判所，这种情形一直要到袁世凯帝制自为后才有所改变。因此，唐继尧返滇之初，勉力配合中央政策，除奉令将都督改称将军、另立巡按使以分其民政外，并遵奉中央号令裁撤军队、缩减军费。滇军几经裁编，仅有陆军两师一混成旅，且因其编制较小，每师2旅，每旅2团，每团仅辖2营，每营4连，每连百人，一师仅3200人，尚不及北洋军的1/3。故滇军正规兵力虽号称两师一混成旅，但实际仅万人左右。在军费方面，1914年度滇省预算每月为32万余元，1915年度却锐减为24万余元，削减幅度高达1/4，足见此时中央权威犹在，控制堪称严密。

　　1915年12月爆发的护国战争，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剧变的转折点。民初云南虽由蔡锷及唐继尧相继主政，但支持中央的态度始终不变，除因蔡、唐均抱持国权主义及云南财政须仰赖中央外，北京政府的法统地位尤为关键。在护国战争之前，北京政府是唯一的正统所在。所以当二次革命爆发，北京中央正统地位并未动摇，滇黔联军奉中央号令入川“平乱”，是为“合法”行为。直到袁世凯私心自为，背叛民国，妄图称帝，其本身就已背离合法性与道德性，不再具有“合法有道”最高裁判所的地位，而云南标举护国旗帜起兵讨袁，遂得以师出有名。

　　洪宪帝制是民国成立后一大政治危机，其原因不外乎时代背景、袁世凯个人意图、野心政客推波助澜，以及国际情势的变化等。1915年帝制运动达到高潮，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所谓“推戴书”，承认帝位，并预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践祚。就在洪宪帝制进入紧锣密鼓时，各方反袁势力已逐渐成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云南护国军。

　　自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势力深入南方，虽然一时无法囊括整个西南，但却借种种手段削弱西南各省势力，以利其武力统一之意图。1915年4月，陈宧率北洋军三旅入川，象征北京中央势力伸入四川，陈并于6月出任四川将军，成为袁武力统一西南的执行者。袁世凯后来告知亲信曹汝霖，派陈宧入川是因“川滇等省，向无中央军，故派曹锟、张敬尧率师驻川边，以备不虞。今又派陈二庵（宧）率三旅入川，西南军力薄弱，有此劲旅，不足为虑”。可见袁处心积虑图谋西南。而“自陈宧率军入川后，云南全省大为震动，人们知道云南已成为袁氏的眼中钉、俎上肉，危险万状，因此群情鼎沸，军队反袁的情绪更高”。当时滇军上级军官多为留日士官生，中下级军官则以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为主，他们大多原隶属同盟会、，颇有革命倾向，加以滇军经历辛亥革命洗礼，有浓厚的爱国热忱，不容艰苦缔造的民国断送在袁手中。当筹安会成立的消息传到云南，滇军军官对袁帝制自为群情激愤，自行组成若干小组，无日不在秘密筹议之中，并推派代表伺机向唐建言。蔡锷致书其师梁启超也说：“滇中级军官健者，为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因此，唐继尧的态度，即为云南讨袁成败之关键。

　　唐继尧早年留日时，曾参加同盟会，受革命熏陶，返国后又参与云南起事，推翻清廷，创建共和，其立身出处，当然自有打算。当时袁世凯对云南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对唐继尧大力拉拢，唐氏生辰时了大礼，又特给云南一部分款项，以表示对唐继尧的关注，随后更派其侍从何国华来滇，特授唐继尧开武将军证书，并封一等开武侯，每月津贴3万元，其余各将领均分封爵位。何氏并携袁致唐亲笔信，文长千余字，极尽笼络敷衍之能事。但另一方面，袁世凯也严密注意唐的动向，除在川湘部署重兵外，还委派密探入滇，充作中央耳目，暗中监视唐的一举一动。唐继尧对袁早有戒心，在回滇主政之初就曾表示：“如果袁世凯做皇帝，那是重害吾民，我们只有坚决反对。”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各省将军几乎一致遵从袁世凯命令“严防乱党借端破坏”，“静候中央解决”，而唐继尧却在2月25日致电粤桂等六省，建议互相提挈，整理军备，一旦中日交涉破裂，则秣马厉兵，以抗日本侵略，只字不提袁所谓“严防乱党破坏”一事，说明唐并非全然同意袁的作为。

　　及至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唐继尧反袁之心更为坚定。曾任护国一军梯团长的刘云峰回忆，自筹安会成立，滇军将领莫不义愤填膺，时常集议，咸欲举兵讨此叛逆。“会议后，即数陈于唐公，唐公也甚赞成，惟顾及云南以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但因军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激昂，唐若再不表明反袁心意，滇军很可能生变，于是决定将长久郁积心中的意念表明出来。据前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吕志伊回忆说：“唐一日嘱赵直斋约余前往磋商，谓反对帝制，早具决心，以云南仅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宜联络各省，多有响应者，始不致失败。”唐氏甚至还向驻省城连长以上军官表示，对于国家大事，时机成熟自有决定；一旦国家有事，使用军队，“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个波浪”，并要他们“好好练兵，好好掌握部队”。此后，军中情绪逐渐稳定，讨袁事宜则紧锣密鼓地进行。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自北京辗转抵达昆明，滇省士气大振。22日夜，唐继尧、蔡锷召集外来同志、滇军上校以上军官及云南各机关长官，举行宣誓。23日，唐继尧与巡按使任可澄联衔致电袁世凯，请其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限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否则武力解决。电去后，袁氏期满无覆，唐、蔡诸人乃于12月25日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27日，唐继尧亲到云南省议会召开，宣布独立，同时通告外交团，声明维护共和宗旨，于是各国取善意中立，护国之役遂以展开。

　　护国起义后，蔡锷、李烈钧率护国军分入川桂，与北洋军鏖战，战事胶着，及至贵州、广西相继宣告独立，护国讨袁声势日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情势交迫下，正式宣布撤销帝制，复称总统，想谋妥协。但唐继尧认为：“今日正当办法，惟有三事：（一）袁氏即日退位，听候组织特别法庭裁判。（二）援照约法，要请副总统黎公继承大总统。（三）从速召集袁氏非法解散之国会议员，重谋建设。”非要袁退位不可。随后，广东、浙江也宣告独立，反袁情势愈演愈烈。5月8日，滇、黔、桂、粤独立省份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军务院成立后，以袁世凯背叛民国，宣布否认袁的总统地位，要求依临时约法由副总统继任；但此时副总统黎元洪身陷北京，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乃暂设军务院统筹全局，并规定军务院至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销。其实，这就是根本否认袁政府正统性，为护国军争取了“合法有道”地位，使其师出有名。军务院成立后，中国实际上分裂成两个政府，这也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次的南北分裂。因此，尽管军务院在护国之役未起积极作用，但对国际视听及国内反袁情势仍有影响。此后，陕、川、湘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下，于6月6日一病不起。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战事停止。7月14日，唐继尧以军务院抚军长的名义，通电宣布撤销军务院，护国战事告一段落，中国再度恢复统一。

　　1916年护国运动虽告结束，但不到一年，北方各种政潮潜生暗滋，终因对德宣战案引发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段氏虽被免职，但亲段军人组织“督军团”抵制中央，最后酿成1917年7月复辟事件。当督军团叛变时，唐继尧即迭电各方，呼吁维持共和，谓：“如有甘心破坏，危及元首国家者，义不共戴，惟有整率三军，厉秣敬待。”及至复辟事起，唐继尧闻讯后，随即集中所部，宣布讨伐复辟叛逆。复辟很快就被段祺瑞敉平，段重任总理，却借口民国已被推翻，坚持不恢复旧国会，决意召集临时参议院以代行国会立法权。此举遭到孙中山强烈反对，指责段破坏约法，乃以护法为号召，率海军及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另立军政府，政局再次分裂。唐继尧与孙中山取同一步骤，于8月11日通电拥护约法，开西南护法之先声。不仅如此，唐更反对段祺瑞内阁，宣称“自复辟事起以后，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否认北京中央权威。此后，唐继尧结好贵州、进图四川，川省遂成为西南护法的主战场。

　　关于四川战场，当护国之役结束后，入川北洋军陆续撤离，但滇军不但未撤，反而有长驻打算。唐继尧做此决定最主要因素，可能是财政问题。护国一役滇军扩军太速，一度扩编至8个军。战事结束后，云南筹办善后共需银841万余元，而北京政府仅给予40万元，加上滇省自1915年12月至1916年6月，共支出军费七八百万元，云南财政困难已达极点。滇军只好向外发展，以邻为壑，就食外省。当然，这也符合唐继尧及一般滇军将领向外扩张的心理。唐继尧向怀大志，自号“东大陆主人”，讨袁成功更使其自我膨胀，从此屡次争衡天下，滇军扩张也达到顶点。不过，由于滇军以邻为壑，长期霸占四川地盘，激起川军仇恨。滇军虽称精练，但因师出无名，在与川军长年鏖战中渐居下风。入川滇军久戍思乡，军心分裂，士气低落，将领则对唐继尧怨恨日深，遂有1921年顾品珍回师倒唐之举。唐氏被迫出走香江，踏上流亡之途。

　　1922年3月，唐继尧纠合旧部，击败顾品珍，重掌滇政，是为唐的“二次回滇”。唐氏返滇之初，一方面由于滇军经历多次分裂，实力耗损太多，亟须休养生息；另一方面此时贵州由立场亲北的袁祖铭主政，而四川各军则借自治之名分占防区，很难再插手其中。唐乃采收缩政策，通电响应当时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借推动省自治巩固在滇地位。及至唐自觉实力已丰，又开始对黔川扩张，并于1924年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曹锟贿选，大兴北伐之师。无如四川战事并不顺利，而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曹锟下台，也使唐继尧失去北伐借口。唐于是命滇军转向广西，并趁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通电就广州政府副元帅职，企图递补孙大元帅的缺位。但广州政府不但谴责唐的行径，并通电讨伐。唐继尧合法入主粤省的企图失败，入桂滇军又屡遭败绩，最后败退回滇，造成滇军将领的离心，引发唐的统治危机。1927年2月，龙云、胡若愚等四镇守使发动倒唐政变，唐继尧被迫下台，结束其对云南14年的统治。

　　1913年唐继尧接掌滇政后，不改蔡锷成规，樽节开支，复整顿矿业，开拓财源，故执政初期财政收支大致尚能平衡。此时滇锡出口极为重要，锡始终居云南出口货品第一位，年均输出约占出口总额80%；在全国出口锡中，滇锡更占93%以上。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滇锡出口由原先7万余担（每担为100斤）增至102446担，此后以迄抗战爆发，除1911年外，滇锡出口量一直保持在年10万担以上。由于滇锡出口增加，先前云南每年都是入超，但1910年以后转为出超，迄至1918年，除1914年外，均为贸易出超省。如此一来，不仅云南财政收入增加，金融亦甚稳定。清季云南流通货币为银锭及银元，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府一切收支改两为元，市面流通的银锭由税收机关收集，转交省造币厂鼓铸银元，省内银元颇为充裕。当时云南当局以协饷停止，省库支绌，乃筹资500万元，于1912年创设富滇银行，并发行纸币100万元。由于富滇银行基金充裕，采十足兑现，且纸币便于携带，商人颇为乐用，信用很快就建立巩固。加以1919年以前，云南对外贸易尚属以货易货性质，滇锡运香港销售后，多购银锭或银币回省，省内白银量足，金融更为稳定。[57]至护国之役前夕，云南在唐继尧力加整顿下，财政日趋自足，金融根基稳固，对于日后掀起护国运动狂潮，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

　　1915年护国军兴后，饷糈浩繁，如何筹措充足军饷以支应战事所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滇省于举事之初，除裁并闲冗机关、提取各机关存款外，并与云南盐务稽核分所协商，获准截留应解中央盐款，另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200万元提作各军军费，护国军初期饷糈多赖于此。随后唐继尧特别成立筹饷局，以劝募、彩票及抽收烟厘三途筹集军费，其中尤以收取烟土厘金为大宗。透过上述方法，且护国军入川后多就地筹饷，负担不大，云南财政尚称稳定，使其得以在较长时期与北京中央对抗。

　　护法战争爆发后，唐继尧多次向外用兵，以致军用浩繁，支出骤增。然因战争主要在省外进行，出征滇军又就食邻省，云南财政负担不算太大。加以唐继尧与贵州刘显世关系良好，乃扩大滇盐在黔销路，对云南财政及省民生计颇有帮助，而且此际正值欧战爆发，国际市场对锡矿需求甚殷，滇锡出口大增。如此一来，云南不但财源扩大，税收增长，锡商在香港贩锡后又多购银锭、银条回滇，省内白银充斥，财政金融堪称稳定。缘此，唐继尧才能施展其大云南主义，向外扩张，争衡天下。

　　但自1922年3月唐继尧二次回滇后，云南财政状况变化甚大。首先是四川地盘的丢失，使滇军无法再像先前那样就食邻省，庞大的军费全须自筹，成为云南财政沉重负担。其次是向来支持唐的贵州督军刘显世，也因1920年黔军政变被迫出亡，袁祖铭出长黔政，结束“滇黔一体”的密切关系，滇盐销黔数量锐减。加以此时欧战告终，锡价惨跌，出口滞销，不但使云南财政更为恶化，其对外贸易也从出超转为入超，且每年逆差平均达银500万两以上。云南财政既已入不敷出，而唐继尧此际又多次对外用兵，为筹措庞大军费，除大开烟禁外，并滥发富滇银行钞票。截至1927年2月唐继尧倒台为止，据统计唐滥发不兑现的滇币5000万余元，滇币币值由原先与国币对等，跌落至每10元只抵国币1元。由于唐继尧始终无法解决云南财政危机，不仅使后期对外争战屡遭挫败，甚至埋下败亡之机，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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