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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对解放大西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云南起义（以下简称“云南起义”）胜利70周年。通过学习与研究，笔者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又有了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长期以来，谈到“云南起义”，学界和大众一般认为指的就是1949年“昆明起义”，而根据历史事实及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云南起义”应是均属滇系的第60军184师“海城起义”、第60军“长春起义”、云南省政府暨云南绥靖公署“昆明起义”的统称。

　　“海城起义”发生于1946年5月30日，比军进攻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全面内战爆发足足早了一个月，领导人为著名滇系将领、黄埔四期生、抗日英雄潘朔端将军。起义军通电全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又致亲笔信，盛赞该师“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信中用语为‘希努力巩固你的军队，并帮助卢濬泉等军队一起起义，参加革命，更增添滇军历史的光荣’），全国人心无不为之振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晋冀鲁豫司令员、政委、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罗炳辉，早先邯郸起义将领高树勋等都来电祝贺。

　　“长春起义”发生于1948年10月17日，由第60军军长、滇系将领、抗日英雄曾泽生领衔发动，并通电中共中央毛朱、东北野战军林罗，、朱德联署复电，嘉勉“贵军在长春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使长春获得有秩序的解放，深堪欣慰。贵军长等此次行动，应当为东北与全国一切愿意觉悟的军队官兵所效法。”盛赞“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时任解放军长春前线司令员萧劲光在回忆录中更是歌颂长春起义“开创了在解放战争中整军起义，并实现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战例。”该军后改造成建制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并很快成为解放战争末期能战之师，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劲旅，扬威异域。

　　“昆明起义”发生于1949年12月9日，滇系名将、抗日英雄、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将军，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在中国地下党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滇桂黔边纵队的大力支持下打退了蒋介石第7军、第26军对昆明城的进犯，“竭诚欢迎解放大军早日入滇接管。”中共中央、朱德很快回电：“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脱离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刘邓、陈赓等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亦通电勉励。

　　综上可见，三次起义均由滇军将领发动，滇系人马顺乎人民解放战争历史潮流，几次“云南起义”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且合乎三迤父老之民意，影响了全国解放的历史进程，也为云南地方历史增添了光彩的华章，与近现代反清“重九起义”、讨袁“护国战争”、抗战滇军全师出征等壮举交相辉映，堪称从进步到革命的历史与时代交响曲。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往往认为起义将士的作用是次要的，这在分析被迫起义的类型时是可以这样讲的。但在评价“云南起义”“新疆起义”“长沙起义”时却不能简单化地抽象、武断，甚至用某种不成文的公式去“套”之而一概而论，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思想认识路线的。

　　就“云南起义”而言，根据历史事实，如上所述，中国的感召、人民解放军的震慑、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有郑伯克、陈盛年、杨青田等）、中共地方游击武装滇桂黔边纵队的策应是起义的重要动因，但起义当事者特别是诸多滇系军政要人的内因也起到了同等的驱动作用。广大滇系将士无法一一列举，这里重点讲一下龙云、卢汉、张冲、潘朔端、曾泽生等头面人物的历史作用。

　　诚然，这些滇系首脑都首先属于旧营垒，都出身于老滇军，自有其主观与客观的历史局限，但从历史发展全过程的主流看，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些人士都首先服膺孙中山，始终有朴素的爱国爱乡、开发建设全滇、造福云南父老的进步意识。虽然龙云、卢汉等曾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及其他民主人士，但就是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对红二、六军团也只是小打小闹，对中央红军则近乎开放滇境礼送入川，中间还有“龙云献图”佳话（甚至有一种说法：给薛岳送的卡车被红军截获是龙云暗地特意派员报信所致），总之，红军长征所经各地在滇流血牺牲是较少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龙云等对红军比较中央军、两广军特别是桂系、湘军、黔军、川军、西北甘陕军、马家军算是最平和的，在当时红军处于战略转移弱势之际尤其难能可贵，诚属进步之表现。而后抗日军兴，这些人士都共赴国难，与战死沙场的滇籍第3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第18军98师副师长王甲本、第60军陈钟书旅长、尹国华营长等并称抗日英雄。

　　此时他们与中共直接交往，陆续受到了中共思想理论的影响、人民军队精神、作风与战绩的感染，更得到了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人民解放军将帅朱德、、周保中的诸多关怀、点拨，所以他们始终没有与中共、与人民全面为敌，张冲则是早早就脱离阵营，于1945年前往延安，1947年2月即加入中共，后受中央派遣，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直接参与策动了其旧部“海城起义”。

　　1980年10月30日，张冲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在悼词中专门评价：张冲抗战时时任第60军副军长兼第184师师长，“行军途中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建立了联系，并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吸收了一批到一八四师工作，扩大了我党在该师的政治影响，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为1946年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准备了条件。”潘朔端领导海城起义后也于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全国解放后任昆明市首任市长直至1979年逝世。曾泽生起义后更是在人民革命的熔炉中锤炼成解放军一代名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卢汉起义后主席接见时褒奖他：“你有功哩！打了日本又和平起义，你是黄花晚节香。”龙云在新中国成立后身显位尊，虽在1957年被错划为“”，但1962年去世时仍得到了中共及人民政协的隆重葬仪，新华社1962年7月3日电：“公祭后，龙云的骨灰移置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昨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曾前往龙宅吊唁。”其遗体按彝族风俗火化后土葬的。

　　1980年中共中央对错划龙云“”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84年11月19日龙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他为“著名的民族人士和爱国将领”，“渡江战役开始前后，龙云先生多次派人和卢汉先生联系，对促成云南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人民的赞扬。”新中国建立后，龙云先生又“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总之，龙云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

　　当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云南起义的首功应记在要求翻身解放的云南人民及广大滇系普通将士特别是无名英烈头上，但领袖人物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其中早早投奔中共的张冲，被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从昆明五华山轰到重庆、后终于从南京逃到香港的龙云，以及始终奉劝卢汉起义后被军统特务暗杀于香港的白族著名将领杨杰，可谓云南起义的精神领袖，而潘朔端、曾泽生、卢汉则是云南起义航船的舵手，从进步到革命，义声昭著，光荣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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