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法国人称之为“圣母得胜堂”（据说这名字中含有征服者的炫耀之意），中国人则叫它“望海楼教堂”。教堂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在附近低矮的中国传统建筑中显得鹤立鸡群，另类而醒目。

　　说来也巧，就在这座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九年，河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令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焦虑的大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后来说：“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连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书房里一圈圈地踱步，担心会发生什么重大的祸变：“天气亢旱，绕室忧皇，如有非常祸变者。”

　　有些人把法国教堂的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情联系了起来。《造谣与近代教案》中记载“初七这一天，四乡百姓进城赴庙求雨，行抵一处天主教堂，见房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议论纷纷，以为久旱无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

　　当时华北各地同样发生旱灾，人们同样把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天爷”，和天主教所称的“天主”，显然很难和谐相处。洋鬼子的教堂尖顶如同利剑一样，直刺苍穹，老天爷当然要生气了。

　　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五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叫它育婴堂，里面收养了一百五十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

　　按理来说，修女们来中国从事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她们的活动却受到众多中国人的怀疑。中国有一句俗语：“无利不起早。”为什么这些洋鬼子要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大施慈悲？这其中是不是包藏着什么祸心？

　　和往常一样，修女们雇人把这些死去的孩于埋葬在河东荒地。由于死的孩子太多，受雇者埋得非常草率，他们走后，薄薄的棺材很快被野犬扒开。鹰啄狗刨之下，残缺不全的尸骸零落遍地，招来大量的人围观。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因为这个悲惨的场景得到了印证：这些孩于是因法国教士“采生折割”致死，传教士们剜走了这些孩子的心，挖去了他们的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眼剜心用来做药或者炼金之类的说法，早就在中国流传甚广。有人说，明代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没有什么谋生手段，生活水平却很高，因为他们会炼银术，而炼银之术，就是靠挖死人的眼睛：“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或日：借敛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

　　当时，这类传说已经传遍中国大小城市。所以，当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暴露在荒野当中时，天津人认为传说已经得到了印证。

　　就在天主教堂挖眼剜心传说在天津城上空飞翔，全天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的时候，一桩拐卖儿童案发生了。两名人贩子在天津静海拐走了一个姓李的小男孩，在西关被人查获。

　　这个案子似乎契合了挖眼剜心传说的另一部分：长久以来，人们就在传说，天主教堂一直在花钱雇用多人迷拐孩子，供作药用。此案一发，民情汹汹，全天津都在议论此事。

　　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地方官动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认自已迷拐孩子是为雇主药用，但是案犯并没能“供出教民”。甚至连两名人贩的名字都没审出来。据案卷记载，这两名人贩，名字分别叫“张拴”“郭拐”。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真实名字。

　　虽然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十四日，两名人贩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大街小巷。告示说：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

　　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律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为官廉正，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

　　然而基督教文化的个性也异常敖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

　　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地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

　　五月二十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

　　“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

　　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作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理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无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

　　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上午九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的所有人一一传来，都看过了，也并没有找到王三其人。而且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与武兰珍供述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里哪里与王三交接，然而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显然他没有进过这里。所谓迷拐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教印象恶劣，但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和于接人，智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他的辩护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案件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

　　事情至此，可谓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无法再查下去了，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而，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质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讲话。因此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有一些人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两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

　　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丰大业（也有人译为丰大烈）这一年四十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的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经常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

　　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丰大业“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崇厚满面赔笑，“告以有话细谈”，丰大业如同没听见，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

　　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丰大业悄悄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大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丰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并且表示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

　　天津的“水会”，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 NGO ”组织（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其首领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次听说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执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

　　因此崇厚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据说丰大业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丰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资料说，丰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于是。丰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跟丁高升。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丰大业的秘书）打死。

　　据说两个人死得很惨：“丰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复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锋锷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逾时，浑身寸磔。”

　　“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二百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进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边，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

　　在教堂中，一共有六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

　　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六人俱死，即褫其衣履，将尸抛于三岔河中。复将领署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

　　还有大量人流一齐涌向领事馆。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统统被砸的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二十名（法国领事一人，随员一人，法国教士和修女十一人，比利时二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三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一名）。

　　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

　　天津教案之所以会发生，一是因为老百姓封建迷信，把天气干旱和弃婴的死亡与外国教堂联系起来，首先对外国教堂心生厌恶；二是官员对于两起儿童拐卖案的草率处理，不但将造谣传说作为办案的基础，对于老百姓关心的案情实情也没有公开及时的通报，致使民情激愤；三是外国列强一贯的蛮横傲慢也是导致事态发展严重的催化剂。

　　天津教案的发生虽说事出有因，但是愤怒的老百姓打砸烧抢，甚至打死人的行为确实是不应该的，解决问题还是要通过正规途径去解决。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际背景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也确实有难度，因此在三十年后发生了同样类似的事件，只不过那次发生的事件要比天津教案影响大的多，涉及范围广的多，那就是清末历史上有名的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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