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31年，日本阴谋制造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便侵占沈阳，并陆续向东北三省其它地区发起进攻。日本人的阴谋不止于此。几天后，日本关东军就密谋制定出，在中国东北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方案。

　　与此同时，日本不仅拒不执行国联要求其从中国撤军的决定，反而加快了部署侵略中国的计划。他们在华北地区制造混乱，企图转移国际视听，以便造成向这些地区出兵的借口。在华北制造另一起九一八事变，成为它们下一步的目标。

　　九一八事变过了不到两个月，11月8日，日寇就在华北重镇天津，纠集了一伙汉奸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在这场被称为“天津事变”的暴乱中，这些汉奸乌合之众身着便衣，不穿军装，所以当时又称为便衣队暴乱。

　　天津事变的主谋和指挥者就是臭名昭著的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11月初土肥原从沈阳秘密来到天津，策划阴谋活动。他到天津除了觊觎华北，企图将天津变成又一个沈阳外，还有一个罪恶目的，那就是挟持末代皇帝溥仪去东北，成立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

　　溥仪自从1924年11月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后，第二年2月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到了天津，一直在日租界中居住了6年之久。土肥原是竭力主张扶植溥仪充当伪政权傀儡的。

　　土肥原自从1913年来到中国，处心积虑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甚至还加入过青帮帮会。他早已成为一个中国通，这也是他在侵华战争中屡屡得手的原因。

　　不过这次土肥原的诡秘行踪还是被中国方面早早发觉了。当时在天津的一份《益世报》上，就报道出土肥原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达天津的消息，并且连他住进了日租界常盘旅馆的细节都披露了出来。

　　记者还对他来到天津后的诡秘行踪，准确地分析出土肥原的目的是将溥仪挟持去东北，并且为此会给天津制造一些社会治安的麻烦。

　　早在1931年3月，土肥原就来过天津，成为天津日本特务机关的首任机关长。那时候，他就开始在天津中物色能为自己所用的汉奸。他看中了两个人：李际春和张璧。

　　李际春原为北洋军中的旧军人，与吴佩孚还是开平武备学堂的同窗。由于胆识过人，从下级军官很快当上了协统，民国初年在剿灭外蒙古叛乱时担任讨逆军西路军司令。

　　1925年在直鲁联军张宗昌手下当第九军军长，后来被奉军打败，受到张作霖通缉，穷途末路，躲进了天津的日租界。

　　说起这个李际春，他还与四十年代的歌星、歌曲《夜来香》的演唱者李香兰有一段缘分。1933年，在抚顺煤矿任职的日本人山口文雄让自己的女儿淑子认李际春为义父，于是李际春给她起了李香兰这个中文名字。

　　抗战胜利后，李香兰由于日本人的身份，才没有被以汉奸罪惩处。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张璧是河北霸州人。他清末考入保定北洋陆军将弁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后来的护国战争。他还是青帮“大”字辈人物，算起来上海滩大佬杜月笙他们只是他徒孙一辈。

　　当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皇宫时，张璧任京师警察厅总监，与国民军旅长鹿钟麟一道执行了这个行动。

　　李际春和张璧这两人都算得上是近代史上干过大事的人物，可是此时却可耻地沦为民族败类，成了日本人侵略自己国家的马前卒。

　　土肥原在位于日租界秋山街的张璧家中召集开会，委任李际春和张璧为正副司令。

　　他们联络原直鲁联军被打散的军人和天津青红帮首领袁文会、曹阳华、高鹏九等人招募了两千多人组成便衣队，其中大多是兵痞流氓之徒，因为每天可以领取几元日本老头票，便甘心为敌寇卖命。

　　日本人策划组织，伪造华北民众“反对国民政府，要求自治”的舆论。并且打算在事变的同时，趁乱将溥仪裹挟去东北。

　　便衣队的司令部设在万国公寓楼上，土肥原在那里坐镇指挥。便衣队拥有日军提供的武器弹药装备，甚至还配备了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作为冲锋陷阵的利器。

　　便衣队平时军事训练大多在海光寺的日本军营进行，后来人多了便在日本学校的操场和马路上进行。还把一些日本军人编入便衣队，他们不仅提供军事指导，还起着督战队的作用。土肥原另外还纠集了日本宪兵及日本侨民千余人为便衣队助威。

　　当时天津是东北军在华北的大本营。河北省长是东北军第二集团军司令王树常，天津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是张学良的胞弟、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张学铭。

　　维护天津治安的是公安局下属的保安队，保安队总队长兼天津戒严司令部副司令王一民，与张学良是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的同班同学。

　　市内驻军除了第二军的一个营，就是保安大队主要由东北军成员组成的保安队，保安队共有2000多人，配备了良好的武器装备。

　　张学铭和王一民他们事先就通过安插在日租界和李际春身边的内线，得知了便衣队企图发动暴乱的消息，早就做好防范，让保安队随时做好了反击暴乱的准备。

　　11月8日，这伙便衣队乌合之众打着要求华北自治的标语，从日租界出发到天津市政府“请愿”。天津当局立即采取了强硬措施，武装驱散了这帮家伙，并逮捕了其中一些小头目。

　　当晚10时30分，日寇和汉奸们狗急跳墙了。在日军炮火的掩护下，李际春亲自率领2000多名便衣队由日租界海光寺等地冲了出来，兵分几路，对金钢桥附近的河北省政府、公安局和一些警署发起进攻。日租界内的日本军警宪兵也按耐不住，全体出动。

　　他们首先在南马路草场庵和东南城角日租界边缘向中方开枪射击，接着大批便衣队疯狂攻占了紧邻日租界的警察六所。

　　海光寺方向的便衣队又攻占了另一个警察所，天津保安队发现对方便衣队中混有臂上佩戴红条白袖章的人，后来从便衣队俘虏的口中得知，那是一些日本宪兵。

　　便衣队到日本兵营领取后，便在日本宪兵的指挥和驱使下，向中国地界发动袭击，当时有畏缩不前的，便被日本宪兵当场开枪打死。

　　天津保安队随后发起反击，阵地两度易手，双方都有多人伤亡。保安队最后终于夺回被占的警察六所。

　　保安队随后在日租界外严防死守，从日租界冲出来的便衣队多人被击毙，更有许多被俘虏。其它方向，一伙企图袭击闸口电话局的便衣队被猛扑过来的保安队击溃。

　　战斗到9日凌晨3点多钟，天津保安队官兵通过浴血奋战，终于全线打垮了汉奸便衣队和日军的猖狂进攻。

　　交火中，英勇作战的保安队击毙暴乱的汉奸便衣队60多人，俘虏300多人，还处决了数十人。便衣队失败后，狼狈地逃回日租界。

　　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见战况对日方不利，便向中方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天津市长张学铭提出，双方立即停火。

　　为防止事态的扩大，王树常和张学铭命令王一民立即停火不再追击。可是当天津保安队按照双方约定，刚从前沿阵地后撤300米还不到半小时，6点30分，日军和便衣队又发起了进攻。王一民见状，急忙组织起指挥部的近百名官兵全部投入到第一线参加阻击。

　　随后，日军借口枪弹射向日租界，伤及侨民，沿着租界筑起街垒，架设起机枪。天津公安部队也在日租界外筑起街垒，防备便衣队再次冲出租界。从10日持续到21日，沿着租界边缘仍然不断有零星交火发生。

　　武装暴乱发生的时候，土肥原当然也没闲着。10日夜晚，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带人来到日租界内的静园，把溥仪藏进一辆汽车的后备箱中，出了后门。慌忙之下，紧张的司机将车刚开上马路，就撞上了电线杆，把溥仪的后脑勺撞得当即流出血来。

　　汽车开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给溥仪做了简单包扎，随即换上一身日本军服。改乘海光寺司令部的军车后，从日租界进入英租界，来到海河码头。接着乘上一艘汽船驶到天津港口，又登上停在那里的日商“淡路丸”号轮船逃往旅顺。继而将溥仪挟持到东北，扶植为满洲国傀儡皇帝。

　　溥仪离开天津时，清朝遗老陈宝琛等人痛哭失声却不肯随行。而郑孝胥却执意随溥仪同行，后来当了伪满州国的总理大臣,成了为人不齿的大汉奸。

　　11月26日晚上8点，不甘心失败的土肥原又策划发动了第二次天津事变。这次，便衣队事先潜出日租界，进入天津市区。日军还用大炮轰击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以及警察局、电话局，用以掩护便衣队的进攻。结果，却再次被天津保安队击溃。

　　日本人图穷匕见，再次寻找借口，同时向天津增兵，以武力进行恫吓，提出要中国军队撤离天津20公里以外。国民政府无奈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29日天津保安队撤退到如今的天津河北区一带。

　　此后，1935年日本人又先后策划了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和冀东事变等一系列的阴谋。直至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步步可见日寇处心积虑的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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