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为深入挖掘太行山地名文化内涵及其时空演变，发挥地名文化在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自信中的重要作用，以山西省黎城县为例，利用GIS中基于核密度估计法的空间平滑法，从空间可视化与量化角度分析黎城县乡村地名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研究表明：黎城自然景观类地名数量最多，类型丰富，是该区地名的主体，集中分布于该地西部、北部山区，和东南部丘陵地带，反映了太行山区地貌和生态的多样性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在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南部河谷盆地和北部河谷地带。355年来，该区地名的空间演变集中体现为山地丘陵地带地名的增减变动，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是主要驱动力；地名涵义的变化受到方言、谐音、寓托、事件等因素影响。

　　地名是注记地理实体或地域空间的一种符号，具有地域性、可视性、可悟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地名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它不仅反映当地历史时期和现实阶段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而且记录着诸如民族兴衰、社会生活、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文化景观信息，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为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是地名应用、管理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GIS等新技术的引入，在地名文化研究领域，定量研究的方法成为主流。王彬、亢娜、李丽等人运用GIS技术手段，通过量化分析和制作各类专题地图，较为全面地对广东、上海、晋城等地的地名景观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陈晨、王洪波、饶磊等人利用基于GIS的核密度估计法，分类统计并制作核密度分布图，对北京、保定、间中等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王涛、李君通过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象限分析和泰森多边形分析等一系列方法，对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进行了全面分析。

　　太行山脉是北方地势从第三阶梯迈向第二阶梯的台阶，作为天然的屏障，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但在现代经济发展背景下，太行山区却大大落伍了。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进一步挖掘太行山文化，成为持续推进各项战略和实现太行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文中以山西省黎城县为例对太行山区的地名文化予以探讨，展现太行山文化的深刻内涵，对该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措施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黎城县，因春秋时期为黎侯国所在而得名，现为山西省长治市辖县，地处晋、翼、豫三省交界，是山西省“东大门”，素有“三省通衡”之称。黎城县深处太行山腹地，面积1113km²，常住人口13.4万。境内群山起伏，沟整纵横，山地面积占到整个县域面积的58%，另外，黄土丘陵占31%，河谷盆地仅占11%。境内河流为属于海河水系的浊漳河和清漳河及其支流，县域内的主要城镇和村落就分布于这些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地带。这种典型的太行山区地理特征，是孕育该区地名文化景观的环境基础。

　　文中主要以乡村地名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涉及到的地名和地理位置来源于《黎城县地名录》（1988年）、《黎城旧志五种》（1996年）和《黎城县政区图》（1988年）。遥感影像来源于Bigemap（http：//）网站。其中《黎城县地名录》收录了1981年统计的651个乡村（其中114个自然村无人居住）及其相关数据，集中体现了该县地名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文中的核心数据来源；将其与历代方志及现今村庄地名进行综合分析，对探讨区域的变迁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将《黎城县地名录》所录地名进行分类统计。其次，在ArcGIS软件中，以1：18万《黎城县政区图》和卫星影像为基础，采用墨卡托投影，绘制各个乡村的地理坐标。再次，利用GIS中基于核密度估计法（KDE）的空间平滑法（Spatial Smoothing），得到黎城县各类乡村地名的核密度分析图，进而从空间可视化与量化角度分析黎城县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运用同样方法，根据《黎城旧志五种》《黎城县地名录》和最新区划调整情况，绘制康熙五年（1666年）、光绪九年（1883年）、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981年和2021年的乡村地名核密度分布图，对该县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

　　以《黎城现地名录》中所反映的地名文化景观为基础，归纳出景观的类型，将其与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类型相对接，最终形成表1中的分类情况。

　　如表1所示，黎城县的地名总体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其中，自然景观类地名又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动物、植物以及方位五个方面；人文景观类地名则较为复杂，为了更加准确、清晰地表达此类地名的景观内涵，文中整体上以人、物质、精神、时间、空间、事件六个层面加以分类，在有的项目之下又包括若干小类，如以物质为标准，可分为政治军事类建筑、民用建筑、生产生活物质、街巷等。这样，黎城县的所有乡村地名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文化景观类型。需要注意的是，在分类过程中，很多地名同时反映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文化景观，在统计时分别予以归类、计数，所以表1中的统计数是乡村地名在各类型出现的次数，每项统计不具有排他性。

　　黎城位于太行山腹里，地名中最为凸显的也是与当地的山区特色相关的命名。从图1可以发现，黎城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西部、西北部区山区，以及东南部丘陵地区。尤其是西部山区，地形复杂，山沟相间，绝大多数村庄的选址都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因此自然地理实体是其命名的主要选择。

　　表1中黎城自然景观类地名总数达387个，其中，地貌类地名主要集中于“沟”“峧”“山”“岭”等字，均达到30个以上；“峧”意指山沟，是太行山地区最富特色的地名用字之一，充分说明山沟地形之于村庄的选址意义。除数量居多外，地貌类地名的另一个特点是类型多样，用字（词）达40个，如同样表示狭长凹陷地形的就有沟、峧、港、壕、峪等多种命名方式，表示平地的有坪、湾、台、场、川等，从山顶到山坡再到山脚，分别称之为脑、背、坡、脚，形成了一套指向精准的知识体系。此类地名中，有些还以方言的名字出现，如圪倒、圪罗、圪节、圪廊、圪梁、圪台等，体现了地形地貌形态的丰富性和地方语言的丰富性的有机结合。有的地名，若仅从字面意思予以推断而不放置于当地进行在地化的解读，其代表的含义很可能大相径庭，如“港”在黎城方言中读作“jiǎng”，指沟整之分合处，有山凹或山沟之意，与港口之港完全不同，此类地名有港东、白玉港、土地港、史家港等。

　　与水相关的地名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一种文化体现。此类地名的用字有河、水、井、泉、池、须、淤、槽、江、流、曲等，共有地名60个，总体数量不多，且分布较为分散。另外，井、池等人工水体地名分别出现了10次和5次，说明井和池不仅是当地水资源利用的重要方式，而且成为文化景观的重要表现形式。

　　黎城的动植物类地名分别有43和52处，包括19种动物和26种植物，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山区和东南部丘陵地带。此类地名，多为当地实际动植物分布情况的反映。如羊毛沟因当地养羊较多，盛产羊毛而得名；老虎沟说明当地曾有虎的活动；枣镇，古时以产枣驰名，每年秋冬季节，枣商云集，故名。不过，也有龙、凤、骆驼、象等用字的地名，则主要体现了人们的精神寄托或对实际地形的形象类比。

　　方位不仅是单纯的空间概念，它与人们的基本认知行为、思想观念、日常生活等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方位观念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产物，它影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了汉语地名之中。黎城既有东、南、西、北等绝对方位词用字， 也有上、中、下、前、后、内、阳等相对方位词用字。这些方位词的应用可以让人立刻联想到聚落所在的大致位置，丰富了地名的用字类型。此类地名主要分布于黎城中南部的河谷盆地及北部的河谷地带，是黎城聚落和人口的重心区，反映了村落选址对地形的要求以及村庄的就近分化过程。

　　人文景观类地名是在自然实体存在的前提下，由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富于变化、类型多样的地名形式。与自然景观类地名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相似性不同，文化景观类地名更具差异性，类型极为丰富。总体而言，人文景观类地名分布在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南部河谷盆地和北部河谷地带，这里人类活动频繁，地名中的人文因素影响深刻。

　　姓氏类地名。姓氏类地名的出现是以家族（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群体与其生产生活的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地域开发过程中的家族（家庭）力量。黎城100个姓氏类地名中包含49种姓氏，其中，马姓地名最多。另外，有20个姓氏只对应1个地名，说明该区姓氏地名的分散性。整体看来，黎城姓氏地名均为单姓，没有两个以上姓氏共同组成地名的情况，表明该地家族的发展较为单一、缓和。

　　政治军事类地名。恩格斯在《野营》一文中说：“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castra（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由此可知，军事对于地名起源的重要作用。黎城为“三省通衡”，战略地位险要，政治军事类地名亦为彰显，如东阳关村，在殷商时为古黎候国的国都，春秋时称壶口关，宋代改称东阳关，是沟通太行山内外的重要节点。

　　建筑类地名。建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最为直接、具象的文化载体，体量大、造型美、风格独特的建筑往往会成为一地之地标，以其命名地名，具有极强的目标指示性。黎城的建筑类地名以窑、寺、庙、桥、寨等出现频率最高。黎城境内很多区域被黄土覆盖，为窑洞的拱券提供了天然条件；另外， 用石材垒砌的窑洞也是当地的特色，但成本较高，是家庭经济的风向标。寺、庙、庵、殿、堂属于一种类型的建筑，以之为地名的村落最多，充分说明了寺庙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桥梁是跨越山沟、河流的地标建筑，具有较高的辩识度，便于在地名中使用。寨是民间自行建造的一种防御性建筑，四周筑有高大围墙，在外部形态上具有特殊性，因此以寨为村名可谓水到渠成。此外，还有以“圆窗”（今名谷联）为名的乡村，其在方言中为“圆圈”之意，可能与当地的建筑形制密切相关。

　　道路交通类地名，也是基于其在地域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鲜明的指示意义。此类地名有中街、三街、靳家街、大道沟、隔道、南陌、北陌、黄草迪、八辿、马家姚等，其中较有特色的是“辿”“垙”字的运用，二者均指山间小路。

　　生产生活类地名。人类日常的生产生活对地名的生成有重要影响，黎城生产资料类地名用字有：土地、亩、坊、窑、磨、铧、钢杈、织机、担丈（扁担）、箩筐、篓、簸箕、囤、盆、车厢等；生活物件类地名用字有：门、板、玉、宝、床、壶、香炉等；精神信仰类地名用字有：会、神等。其中，土地、坊、窑均为实体指称，如油坊沟即指该村有榨油的作坊而得名；其他生产生活的工具或物品大都是用来形象化地指称该地的地形地貌，如簸箕凹的来历，则是因为此处地形像簸箕。以会、神命名的村落，则彰显了该村与神灵信仰和庙会的密切关系。此类地名极富生活气息，有着鲜明的人文特色和地域特色。

　　寓托类地名。在地名的命名中，有时人们也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祈求幸福平安、盼望吉祥如意、希望福寿通达、期望富贵荣华等等，通过地名反映出来。黎城县表达平安幸福的地名有：停河铺、躲战沟、安岭、安定庄、幸福庄、长宁等，其中“停河”一词源自古人之言“有河主兵争，无河兆安宁”，故以“停河”为村名，作为和平的象征。躲战沟，是居民为躲避战乱而迁徒至此，希望战争平息。表示生活兴旺富裕的地名有麦仓、盈仓、东旺（望）、隆旺等，其中，东旺原为“东望”，后感“望”字不雅，遂取兴旺发达之意，改称“东旺”。寓托类地名中还有一种，就是表达人们对高尚道德的推崇，以达教化目的，此类地名有北信南信、仁庄、善业等，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地域文化中的体现。

　　人物事件类地名。特殊的人物或事件也是地名命名的重要来源，黎城县以人物命名的地名有火巷（和尚）道、皇后岭、常控则、彭庄村（彭祖）、洗耳河、和尚垃、赵姑、子镇、神仙洼、桃仙等，其中，既有传说中的人物，又有神话中的人物，也有历史人物。对黎城影响最早的人物是传说中唐尧时期的许由，康熙《黎城县志》云：“县北七十里有小溪日颖，相传为许由洗耳处。后颖水更名为洗耳河， 村因河而得名。皇后岭之由来，相传岭巅曾为商州时期黎侯王后所葬，故名王后岭，俗传为皇后岭。彭庄的得名则与神话中的彭祖有关，此类地名与“神仙洼”“桃仙”以及前文所论之寺、庙、庵、堂等字地名共同构成了一个由人、神、物所组成的完整的信仰空间，充分显示了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事件类地名可分为三种，一是政治事件，二是移民事件，三是传说故事。青红底村原名青丰底，取人们希望时光丰盈之意。1937年，红军西来， 村民以福缘红军来之意，遂将村名变更为青红底。元南村之来源则与移民有关，该村民户为河北涉县南庄王氏迁居而来，为纪念祖籍，故名为原南，后因书写方便改为“元南”。以传说故事作为地名来源的村庄有望儿校、车不滩、看后、上赤峪、下赤峪、道闯沟、桃花寨等，其中上赤峪、下赤峪、道闯沟、桃花寨的来历均与民间故事中的桃花女有关。

　　时间空间类地名。黎城时间类地名，多用古、老、新等字，如古县，北魏太平线年）刘陵县治设于此，宋天圣三年（1025年）县治迁于白马驿镇（今县城）后，此地复为村落，因古为县治而得名。“古县”作为地名，在全国有多处，黎城古县村反映了这一命名方式的普遍性。“老”“新”二字的运用反映了村庄的沧桑巨变，如红石片村下辖的自然村老庄，原名南洼沟口，后因人口外迁仅存残垣断壁，故名老庄。“新”字则代表着新生、重生，一是比周邻诸村建村较晚而命名，如烟子村旁的新村、葫芦脚下辖之新庄均由此得名；二是由于原有村名不雅而改用“新”字，如上遥镇的新村，原名羊窑，因村前有圈羊之窑而得名，1955年改为今名。黎城县直接反应地域的地名仅有南桑鲁、北桑鲁，均与山东有关。相传，古时此地系鲁人桑氏始居，为纪念祖籍，取名桑鲁。

　　乡村聚落自有兴衰变迁的生命周期， 因此，乡村地名的数量和分布也随着这一变化而改变。文中利用黎城历代方志和最新行政区划调整信息选取5个代表性的时间剖面，各时期的地名情况是：1666年分为4乡115村，1883年为4乡204村，1935年为3区91编村208个联合村， 上述村庄中有部分今属河北省涉县和山西省平顺县；1981年有17个乡镇537个村61， 2021年辖8镇353村。

　　图3是黎城县上述五个时期的乡村地名文化景观分布情况，不难发现，355年间该区地名文化景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地名的数量上，从康熙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地名数量不断增长，并在1981年达到顶峰，随后地名数量开始下降， 40年间减少了184个地名。其次，体现在空间分布上，截止1935年，黎城乡村地名主要集中在中南部的河谷盆地及其周边的河谷地带；在随后的近50年中，在县域北部、西部山区等高海拔地带，出现了大量新兴聚落，其分布密度甚至超过了中南部的河谷盆地；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新增的地名又不断消失，河谷盆地重新成为乡村地名最集中的区域。

　　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是黎城乡村地名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由图4可知，1666年以来五个时间节点的地名数量和人口数量变化趋势具有高耦合性， 1935年之前的270年间，二者的增长较为缓和，这与传统时代人口死亡率高有关。1935年后，先是抗战期间中原地区的移民迁入，而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生育政策使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乡村地名的变化与之如出一辙。改革开放以来，黎城县人口的增长并未停止，但常住人口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减少，并于2021年减少至13.4万人，甚至少于1981年的14.3万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口的外迁；与此同时，黎城内部城乡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城乡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0.08增长到2021年的0.87， 即由原来的以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发展到城乡人口基本平衡，在人口总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这是黎城近40年来西部、北部山区乡村地名快速减少的根本原因，也使得该区乡村地名出现了更为鲜明的河谷盆地集聚特征。

　　乡村地名是基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产物，有着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同时，乡村地名与其所指乡村聚落同样具有生命周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经历不同阶段的变迁，只不过，乡村地名的演变与聚落本身的兴衰并非步调一致。表2对黎城县地名变化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从四个方面体现了乡村地名的演变：首先是方言习惯导致地名的变化，在黎城方言中，“bei”和“bi”同音，因此在“北”和“壁”的地名用字上出现混淆，如“上台北”与“上台壁”，“下台北”与“下台壁”，“石背底”与“石壁底”等；另外，卷舌音与平舌音混淆也会导致地名的变化，如“大市”到“大士”再到“大寺”。其次，谐音也是引起地名变化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同音字的使用上，如从“秋树园”到“秋树园”再到“秋树垣”“白官庄”到“百官庄”再到“柏官庄”等等，同音不同字现象在地名变化中相当常见。第三种地名变化情况与人们的寓托有关，如“下庄”到“霞庄”“长凝”到“长宁”“东望”到“东旺”等等，体现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诉求。第四，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地名变化，如“南信”与“南社”两个村庄合并，各取一字，称之为“信社”。此外，历史事件也可导致地名变化，如前文所论“刘陵”到“古县”， “青丰底”到“青红底”的演变等。实际上，导致地名变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因纪念历史人物而更名，但并非所有的因素都适用于一地，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名蕴藏着本地区的自然、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诸多信息。黎城县地名文化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结合的产物，反应了太行山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1）地名空间分布具有非均衡性。从黎城地名的分布可以看出，位于黎城中南部的山间盆地是地名最为集中的地区，除此之外，地名主要集中于浊漳河及其支流所形成河谷地带或冲积扇，海拔超过1000米的区域地名分布很少。这与人类之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直接相关，显示了人类的空间选择性，反映在地名上就是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

　　（2）地名通名体现了太行山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地名通常由通名和专名组成，即通常所说的“通名定类，专名定位”。地名中的通名，从含义说必须能明确地表示某种地理实体的类别；从结构说必须能单说或者能分离、能替换（和专名分离开来，替换不同的专名构成同类地名）。影响通名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语言区域和历史文化。由于黎城地处太行山腹地，有着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和方言特征，这在地名中表现得极为鲜明。此类地名以实体指示物的通名为主，例如：沟67个，峧40个，山38个，岭30个，坡25个，背19个，脑18个等，用字最多。其中，既有常见的通名用字，也有“峧”“圪廊”“圪梁”“圪倒”等较为地方性的用字；既有反映地理环境的用字，也有反映人类活动的用字；既有指示实体物质的用字，也有反映精神象征的用字；既有反映静态的事物用字，也有反映过程性事件的用字，充分反映黎城地名在通名用字上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3）地名词汇使方言更具传承性。地名起初是地理环境的“真实”表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构造物和人类活动事件进入地名，地名的社会文化性逐渐增强。因此，地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而文化又具有区域性，使得地名也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黎城地名中带“圪”的圪廊、圪梁、圪倒、圪罗、圪台、圪节等，在语意上有指“小”的意味， 是晋语方言的一个鲜明特色。

　　（4）地名词汇是透视区域历史文化的极佳视角。地名具有日常性、实用性和习惯性，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地名保持着超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但是，区域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往往影响着地名生成和变化，从而使其具有演化性的一面。如前文所述古县村，即是县治转移的结果；青红底则与红军西来有关。除了历史事件的影响之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地名的内在涵义可能会发生变更，特别是对于同音地名，经过社会的变迁，人们会根据现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如“东望”到“东旺”“下庄”到“霞庄”等，都是人们赋予了新的美好的愿望而发生变化。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亦可从中获得信息。

　　文中运用GIS的技术手段，对黎城县不同类型以及不同时期的乡村地名进行分析研究，从空间可视化与量化角度分析黎城县乡村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将地名资料与地理环境相结合，为同类型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的形成原因和地名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视化的参考依据。上文通过对黎城县地名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该地区地名文化空间特征具体表现为：

　　（1）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作为文化景观的地名景观，常常是自然环境的折射物。而以自然实体作为地名，也是人类最早的地名实践。黎城地处太行山南麓腹地，四面环山，地形复杂，盆地狭小，这样的地理环境反映在地名上，就是自然景观类地名数量最多，类型丰富，是该区地名的主体，主要分布于西部、西北部山区，和东南部丘陵地带。其中坑梁、坑罗、坑台、坑节等本地方言以及“迪”“姚”等用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太行山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多样性的地貌类型特征在地名中的反映，自然地理实体在地名命名中的重要性。另外，动植物类地名类型丰富，体现了太行山区的生态多样性。

　　（2）人文景观类地名差异鲜明、类型多样，分布在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南部河谷盆地和北部河谷地带。这里人类活动频繁，地名中的人文因素影响深刻，其中姓氏类地名占比重最大，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中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寓托类地名主要分布在南部河谷地区，而人物事件类地名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其中“青红底”等地名用字反映了红军（八路军）在该区活动的历史事实，是“红色太行”的深刻印迹。分布规律比较突出的是政治军事类和建筑类的地名，其中政治军事类地名集中分布在盆地内的政治中心，即县城附近，体现了治所在政治军事上的高首位度；建筑类地名的分布除城区之外，主要集中在北部河谷地带，其中，窑是当地一种典型的民居建筑类型，具有区域的环境指示性。

　　（3）乡村地名文化在历史演进上具有清晰的脉络，有迹可循。一方面，在空间演变上，地区人口的自然变动、各种因素导致的移民出入，是地名空间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反映在黎城350余年的长时段中，就是山地丘陵地带地名增减变化的轮回。另一方面，由于方言、谐音、寓托和历史事件等因素影响，乡村地名文化的内在涵义也在不断演进。

　　总之，黎城县乡村地名的类型和时空演变具有鲜明的山区特征，是太行山地名文化景观的一个典型。理解该区的地名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地名背后的意涵及其变迁，在具体的区域中探索和理解地名的产生、发展、演变甚至消亡，反过来又用地名解释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实现地名文化与区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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