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徐继畬（1795年—1873年） ，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山西代州五台县（今山西省忻州市）人。

　　乾隆六十年十月（1795年），徐继畬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县（今属忻州市）东冶镇东街“司马第”的清贫的士宦之家。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

　　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继畲补陕西道监察御史。期间上疏弹劾忻州知州史梦鲛以及保德知州林树云等人，并且上疏提议实行简政，深合道光之意，因此道光帝召徐继畬入朝觐见，向他询问各种时事，徐继畬都能对答如流，深得道光赏识。据传道光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为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畬坚决抵抗。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七月，徐继畬调晋江漳龙道。时厦门告急，徐继畬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畬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畬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

　　徐继畬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在如何禁烟问题上，徐继畬主张严禁，他指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让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藉口。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

　　徐继畬“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人士，共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于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畬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继畬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孤本、为母体的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过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徐继畬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来华人士，对自己国家的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深表怀疑，五年数十易其稿。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历7月4日， 华盛顿特区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在来华美国传教士帮助下，咸丰三年（1853年），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继畲书中，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两段言语。这块石碑镶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现了东方人的见识，成为中美早期友好关系的里程碑。

　　其出版的《瀛环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纪录了当时世界以民主政体为主导的各国各类政体，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微弱的民主之光。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畬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

　　英人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畬保护。徐继畬将计就计，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也根据福州士绅们的意见，多次上书弹劾徐继畬，咸丰以徐继畬“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畬革职并召回北京。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时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失败，每日唏嘘不已。

　　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致辞。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的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其民主制度，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徐继畬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教育，“民为贵”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

　　在徐继畬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述，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徐继畬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认识高度难以超越：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瀛环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到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 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还将书内的未用名词分译日文和英文。

　　总之《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

　　徐继畬十分热爱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公务之暇，便潜身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落职归乡，在超山书院教书的岁月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之中，评点与撰写了大量的著作。1989年，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了他的《后汉书批注》手稿，完整无缺，十分宝贵。徐继畬还深入研究了方志学，对地方志的撰写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编撰《五台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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