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上海开埠以来，西风东渐，新式学堂的出现是上海都市发展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些新兴的教育机构中，话剧作为“形象艺术教学”的手段之一被普遍采用。据目前现有的史料来看，上海圣约翰书院是率先使用这种方法的始作俑者，之后的土山湾徐汇公学等闻风踵效，蔚成风气。一时间，上海新式学堂的学生结社演剧，成为时尚……

　　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恰与中国近代史相同步，自产生以来一直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话剧运动的史料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梳理和研究，致使中国话剧史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空窗期”，如上海早期的学生演剧运动、上海游乐场中的话剧演出、文明戏转变为通俗线年间上海的话剧演出和解放初期的话剧等，均是话剧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待史料的深入发掘和进一步研究。

　　重要的历史需要研究，纷繁的史料需要梳理，《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本书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早期话剧文献与话剧史考证研究”（批准号：16BB024）的结项成果，并获得2017年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专项资助；本书还获得2020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资助。

　　上海又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发祥地，话剧的产生与上海城市的变迁密切相关，并且深深地打上了上海城市的烙印——海派文化的印记；同时，上海又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埠的城市，多元的文化和华洋杂处的社会环境，为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在中国的滋生和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话剧运动不单纯是戏剧运动，而是与上海城市史、上海社会史的发展休戚相关的。

　　本书作者赵骥，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梳理出大量的第一手珍贵文献史料，翔实地考证了中国早期话剧运动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国话剧“本土化运动”的重大学术意义，纠正了以往话剧史研究中的误区；同时，作者把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与上海市民社会紧密关联，进行综合考察，清晰地阐述了极具海派文化特质的文明戏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由文明戏经通俗话剧（高尚线年代初的方言话剧，这对于重新认知本土化的话剧与海派文化和市民社会均有意义。

　　本书历经作者十年撰稿和反复修改，再经过文汇出版社一年多的编辑、排版和校对，才得以成就一部高品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戏剧文献专著，也必将产生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是一部讨论上海城市发展与上海文明戏运动之间互动关系的著作。一直以来，文明戏的研究是话剧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史料之匮乏可能最主要的障碍。话剧不同于文学，是“一次性的消费”，一旦上演之后，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未能留下影像资料，甚至连剧本都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上海早期的文明戏运动距我们越来越遥远。然而，正是这些渐行渐远的文明戏，见证了历史时期的早期话剧在上海都市的繁荣以及他们独具风采的魅力。

　　上海文明戏的重要人物徐半梅在谈及中国话剧运动源起时说，“上海一处，不但爱好戏剧的人较多，并且是个通商口岸，与各国人士的接触亦繁，于是这话剧的种子，当然落在上海的土地上了”。徐又说，话剧的种子有两颗，第一颗种子就是当时上海盛行的时装新戏，第二个种子便是上海新式学堂中的学生演剧。

　　上海开埠以来，西风东渐，新式学堂的出现是上海都市发展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些新兴的教育机构中，话剧作为“形象艺术教学”的手段之一被普遍采用。据目前现有的史料来看，上海圣约翰书院是率先使用这种方法的始作俑者，之后的土山湾徐汇公学等闻风踵效，蔚成风气。一时间，上海新式学堂的学生结社演剧，成为时尚。1905年2月文友会的学生在老城厢昼锦坊陈宅“串演新戏”；同年9月25日“祝孔子诞”，“城内民立中学堂，则由各学生试演新剧”；1906年学生组织青年会演剧，“猎资甚巨”；1907年2月学生社团益友会租赁张园开演“文明新剧，看资悉数助赈”……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之下，上海学生社团沪学会亦“闻风而起”，演出新剧，“主其事者为美术家李叔同”。除李叔同之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吴我尊等人在沪学会的身影。此后不久，这批人又东渡日本，便有了闻名遐迩的春柳社。如果能厘清早期学生演剧的脉络便不难看出，春柳演剧实则是当时国内盛行的学生演剧之风气在日本留学生中的一种自然延续。据此可知，中国话剧的源头，就在上海。

　　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不仅为上海话剧的源起提供了土壤，更为日后海派话剧的兴盛，奠定了社会基础。

　　话剧运动是市民社会的有机部分之一，更是城市的发展休戚相关的。话剧作为舶来品，为何能在上海得以萌芽生根、枝繁叶茂地生长壮大？是与这座城市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随着上海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城市的公共空间日益拓展，为话剧运动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话剧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话剧本身（剧场、演员、剧本等技术因素），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话剧的受众，即话剧运动的接受者。文明戏，作为早期话剧运动的形式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受众”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段内赢得了广大的观众，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市民观众，成为文明戏长期生存在上海都市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形成，利益于上海城市市民公共空间的拓展。

　　1917年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开幕，“女子优美新剧”便显身其中。1922年，在大世界主人黄楚九的邀请之下，文明戏的著名演员顾无为率导社由汉口抵沪，与其妻林如心联袂登台，大获时誉。为了能更多地吸纳观众，导社专门在大世界开辟了夜间纳凉的露天剧场，进而另辟蹊径，在大世界内独立门户，开办乾坤大剧场，一时间竟成为当时颇为瞩目的社会新闻。导社邀请了朱双云加盟，任专职的编剧。朱双云创作的清宫戏《光绪皇帝痛史》成为导社上座率颇高的剧目，惜剧本早失，不得其详。

　　大约在1925至1926年间，顾无为择地香港，成立大中国影片公司，涉足电影业。朱双云遂将导社部分人员迁回汉口老圃西舞台，继续以导社之名演出，曾一度遭北洋政府查禁。北伐军攻占汉口之后，朱双云的导社得以恢复，至1928年解散。

　　顾无为的导社迁出上海大世界之后，又先后有俞樵翁的竞社、王美玉和汪优游主演的尚乐社、林如心领衔的华光剧社入驻大世界，上演文明戏，直到30年代中期。

　　尚乐社是继导社之后大世界出现的又一支新剧商演的劲旅，主要演剧力量是话剧界重量级的人物汪优游和原先在大世界演滩簧的女演员王美玉。这一奇妙的组合，立即引起了上海市民大众的普遍关注。当时的报纸称王美玉是“久负盛名、色艺双绝、全材名旦”；称汪优游是“新剧先进、唯一能派、剧界泰斗”。汪优游加入尚乐社，成为当时上海滩的一大新闻。与之同时，上海的新世界、小世界、大千世界、神仙世界等游艺场中，长期都有文明戏演出，如小世界的爱华社，前后存世的时间竟长达20年之久，足见文明戏在上海都市的影响力。

　　除游艺场所之外，上海先后建成的四大百货公司附属的屋顶花园，也成为文明戏在上海生存的理想场所。1926年1月，位于上海南京路的新新公司开业后不久，隶属该公司的钟社便出现在上海市民大众的眼前。钟社的领导是董天民，其主要演员有夏天人、李曼英、谭志远、秦哈哈、萧天呆等。钟社成立之初，恰值笑舞台的文明戏停演，董天民一方面将原隶属于笑舞台的一批名演员网罗到其门下，一方面延续了笔舞台职业化商演的成功经验，将当时市民瞩目的社会新闻引入钟社，如黄慧如陆根荣之恋、马振华自杀殉情等。

　　1927年北伐军南下，蒋介石成为当时重要的新闻人物。钟社便不失时机地将北伐战争搬演上了舞台，自1927年5月16日—11月14日，连续上演了4本《蒋介石北伐记》；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钟社立马上演了新剧《日本出山东》；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发生后，钟社又将《张作霖被炸记》搬演上舞台，连续演出11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钟社于1931年12月6日—1932年1月27日，连续上演《铁血将军马占山》。

　　1934年底，钟社脱离了新新公司，先后赴硖石、南浔、无锡等地做短期的巡演，回沪后一度又在中南话剧场、大千世界游艺场、小世界等地演出。1936年10月1日，钟社重返新新花园，直至1938年5月结束，前后历时12年之久，见证了中国话剧运动由早期新剧向成熟话剧的过度和渐变的历史过程。此外，隶属于永安公司的天韵楼，亦为上海有名的文明戏演剧场所之一，期间的凤鸣女子新剧社和此后的柳社、新柳社文明戏，都在上海市民社会中有相当的影响。1922年6月，夏天人、林射云、韩达心等建立柳社，其演剧一直持续到1940年9月，前后历时18年之久。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对于这一时期的上海话剧运动，传统的话剧史一般仅注重上海剧艺社的演出情况。而本书则对于与剧艺社同时期成立的绿宝剧场十分关注。

　　绿宝剧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改良文明戏演出的一个重要剧团，因其演出的剧目完全延续着此前文明戏发展的路径，故长期不受重视。绿宝剧场成立之初，文明戏宿将李君磐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氏亲身经历了民国初年“甲寅中兴”的盛况，对于文明戏的旁落亦有切肤之痛。他对于20年代之后兴起的“爱美剧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将爱美剧人等同于京剧的票友，把爱美剧团则视为京剧的票房；而把爱美剧人置身职业化剧团则被他视作票友下海。他又进一步指出话剧初现中国之时，称为“新剧”。此后之所以叫“文明戏”是“进一步的恭维”而不含任何的恶意，“现在是因着职业话剧自身地位的低落，才造成了这个不同的观念了”。在李君磐看来，“职业话剧”是一条“光明之路”，甲寅之后的新剧只要重新回归职业化的道路，跳出“爱美”苑囿，就有出路，就有希望。而步入“光明之路”的关键就是从幕表制改为剧本制，因此使用剧本成为绿宝剧场改良新剧的重要举措。李君磐的这套理论这核心，实质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发挥新剧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优势，同时又积极汲取现代话剧的演剧理论，以期更好地掌握观众群体，获取更大的商演利润。

　　正是由于李君磐、陈秋风、顾梦鹤等人的经营有方，绿宝剧场开幕以来，深得上海市民社会的欢迎，成了上海民众在节假闲暇之时常去光顾的场所，是上海30年代后期直到40年代中期持续上演话剧的一个重要的演出场所。

　　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话剧运动陷入低俗，一般话剧史著作对上海这一阶段的话剧史鲜有关注。而《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一书则对于这一时期的话剧运动，有独到之见地，认为这一时期的上海话剧在经历了文明戏通俗化、职业演剧商业化的发展之后，话剧开始向戏曲、曲艺等领域渗透，如话剧对于四明文戏的介入，使之在40年代后期摇身一变，成为当时光鲜亮丽的越剧而备受上海市民的瞩目。早期文明戏中以“突梯”见长的滑稽派，在经历二三十年代的发展之后，渐渐地从文明戏中剥离出来，自成一体，成为深受上海市民喜爱、极具上海城市文化风韵的滑稽戏。这一时期，不论是越剧还是滑稽戏，都以方言演剧的形式，一展其长。受此影响，借用广播频道、节省大量演出费用的广播剧开始大行其道，以王山樵为首的一批通俗话剧演员，便将话剧演出的舞台“迁入”广播频道，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拥有了大量的市民听众。通俗话剧作为文明戏的余绪，继续在上海市民社会中顽强地生存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话剧的行业协会简称为“话滑会”，即将话剧与滑稽戏视为一体，这在相当程度上出体现出话剧在上海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它与滑稽戏之相内在的关联。为了充分展示通俗线年上海市通俗话剧团进行了巡演，共上演了《张汶祥刺马》《光绪与珍妃》和《抱牌位做亲》，并专门进京做了汇报演出。1962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下辖的方言话剧团又对自己的剧目做了整理，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演，共上演了10出方言话剧。至此，源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明戏，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历程之后，伴随着上海都市的变迁和发展，终于走到了它人生的尽头，于20世纪60年代绝迹于上海都市。

　　赵骥，上海戏剧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从事早期话剧史和话剧文献的研究工作，著有《话剧与上海市民社会》等书，校勘有《新剧史》《新剧考》《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新剧考证百出》《菊部珍闻》《中国之优伶》《朱双云文集》和《戏杂志》等民国早期戏剧文献，编纂出版了7卷本的《民国线卷本的《民国稀见话剧文献汇编及研究》等戏剧文献资料，并在《上海戏剧》《云南艺术学院学报》《戏剧》《戏剧艺术》《戏曲艺术》《湖南社会科学》《文化遗产》《艺术百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先后承担上海市规划项目（2015）、上海市哲社项目（2016），并两度主持国家社科项目（2016）、（2020）；2017年获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资助，2020年获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资助。

　　《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是近期话剧史研究中的“另类”成果。作者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进行比对、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晚清上海的学生演剧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源头，十分新颖。这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话剧运动发展史，尤其是海派话剧的诞生及发展里程，殊有意义。

　　《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是赵骥研究员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一。该书以宏富的文献史料为基础，运用社会学、城市空间学的研究方法，把话剧运动与上海城市的变化发展相结合，重新勾勒出上海话剧运动发生、沿革的历史脉络和轨迹，进而提出了自己全新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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