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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早年各处奔波，历经绍兴-杭州-南京-北京-厦门-广州等地，尤其是在北京居住了14年，为何最后选择定居上海？郜元宝认为，鲁迅早年在绍兴的不幸童年，使他不愿再回到绍兴；又觉得在杭州难以成大事；而当时的南京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中心，失去了文化的氛围；在北京住了14年后，觉得北京适合搞文学，但是太冷清太落寞了，与上海的热闹一比，便不想再回北京了，何况北伐开始后，大量文人南迁，北京更少了文化氛围；随后在广州时，有报纸造谣鲁迅通共，又看到杀人，觉得待不下去了只能离开；最后到达了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上海。

　　然而，初到上海的鲁迅对上海也有颇多不满：他住不惯上海，也看不惯上海人。对于上海狭小的土地，他在与萧军、萧红的通信中多次表示，他生在乡下，住过北京，看惯广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就如被装进鸽子笼一般，而且这鸽子笼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空气也要钱。鲁迅据此调侃古人所谓的“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在上海是不对的。而对于上海人，鲁迅主要看不惯文人。他在和萧军的通信中谈到，上海的文学家有的会因为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有的虽不可怕，但却讨厌得很，会像虱子跳蚤一般咬你几个疙瘩。鲁迅在和黎烈文的通信中也提到，漂聚于上海的文人们尤其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者当然，而最可怕的是他们动辄要你性命。因此，鲁迅曾多次向友人表示自己“欲北归或另觅居屋”。然而鲁迅即便如此不满，仍在上海一住就是9年直至逝世。郜元宝认为，这取决于上海不可替代的优势。

　　当时上海是中国工业、经济、新闻、出版、对外交流中心，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初到上海时，鲁迅感慨“来此十天，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北伐开始后，新文化人大量南迁，漂聚上海，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的新的文化中心。此外，鲁迅在半租界（且介亭）也相对自由，且版税收入可观，生活经济独立。不仅如此，在上海，鲁迅看到了众多“国民”：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些恶劣的青年、大量的普通市民等，还能够接触大量外国人，视野开阔。对此，鲁迅在《呐喊自序》称自己再次 “沉入于国民中”。总之，在上海，鲁迅得以近距离观察上海市民社会，又能广泛接触新兴媒体，获得很多新刺激、新材料和新灵感。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就这样，鲁迅在这“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的上海长期居住了下来。

　　学界一般认为，鲁迅在上海住了9年。 然而，郜元宝却抛出了这样的观点：“鲁迅在上海总共停留了10年。”面对听众们的疑惑，他解释道：鲁迅于1927年抵达上海，至其去世，的确只在上海居住了9年零两个星期。然而鲁迅早年从绍兴往返南京、日本、北京，以及1926年离开南京后南下厦门与广州，均途经上海，这些零碎时间加起来，也有近一年，这样算来，鲁迅在上海总共待了10年。郜元宝认为，在上海的生活成就了杂文鲁迅，也使得鲁迅和走到一起，更是成就了“民族魂”。

　　当时小说已成为文学界的主流，鲁迅认为小说已经太多，社会缺乏的是议论文以及批判文。因此，到上海后，鲁迅几乎不再写小说，而是专心写起杂文，批判各种社会和人性的怪状。鲁迅一生撰写17本杂文集，其中12本写于上海。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对于鲁迅和的关系，郜元宝称之为“不解之缘”。在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中共中央于9月底10月初又陆续迁回上海，而这也正是鲁迅抵达上海的时候。1926年6月成立“左联”后，鲁迅与李立三、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交往，与的关系也密切起来。后来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写道：“以为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 郜元宝认为，当时鲁迅的影响力很大，文章遍布全国，注定不可能是纯文学。就算鲁迅不去找政党，政党也会来找鲁迅，鲁迅即使在主观上不趋向于政党，客观上也会和政党发生关系。

　　除了在文学上开始写杂文、政治上倾向于外，鲁迅在上海还参与了一系列活动，比如“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组织并领导“左联”、参与世界反战大会、发表各种宣言、公开讲演28场、主编和参与指导编辑杂志《朝华》等近20种、争取各种发表出版权、提倡新兴的木刻运动等等。对于鲁迅定居上海后的作为，郜元宝总结道：上海时期的鲁迅，最终由北京时期的“思想界权威之一”升格为“左联”精神领袖、“民族魂”、“新文化的方向与旗帜”等伟人形象。

　　或许在鲁迅心中，上海始终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上海，也只有在上海，鲁迅得以成为“伟人”鲁迅，而非仅仅是“文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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