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当1842年英国军队攻占上海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个约有25万人口的繁荣商业中心。它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地区，却也只是长江中下游几个这样的城市之一。85年以后，当在这个地区建立统治之时，上海不仅在长江流域而且在全中国已是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了。这个重大变化是同外国接触所引起的。上海开放为商埠后，就迅速代替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口岸。

　　西方企业的出现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总主要由较大的西方金融业于19世纪后半期设在上海和香港的分行所掌握。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中国商人，感到与外国银行直接打交道很麻烦，宁愿通过本国的金融机构去办理。19世纪中叶，中国固有的金融机构有两种主要形式，即山西的票号和上海的钱庄。前者是当时最主要的形式，并和国家政府有紧密联系，面向内地；后者规模较小，但大多和商业及沿海贸易有关。在发展上海银行业方面钱庄曾经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并不奇怪的。

　　在上海开埠以前，宁波曾是长江下游商业银行业的中心。当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始发展成为国际口岸时，宁波的钱庄老板们很快注意到投资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潜力，就在上海开设了他们的钱庄分号。这些钱庄多半和一个或几个外国银行发生密切的联系，因而得到很快的发展。中国商人和钱庄打交道，外国商人和外国银行打交道，这样钱庄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就成为关键性的环节。

　　钱庄保持着不同于西方银行的传统特点。这些商号通常为一两个人所有，负无限责任，某个特定银行的主顾一般和钱庄老板有某种私人关系，贷款凭个人信用，不需要担保。那些仿照西方钱庄经营方式的现代银行（有限公司，不凭个人关系，有抵押的贷款）在中国发展得很慢，直到1897年才设立第一家银行。新式银行既面临着和它们性质相同的外国银行的竞争，又和中国商业界不相适应，到1933年7月，上海钱庄每天的交易额还是比新式银行多达5倍。

　　截至到1927年，上海不仅是西方各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崭露头角的中国资本家集团的集中地。在近代经济部门的全部范围内——商业、工业和金融业，上海是最主要的。以1933年为例，上海的对外贸易占53.4%，国内外航运通过上海的占25.6%。在1932—1933年间，全国2435家近代工厂中，有1200家开设在上海。上海在银行业的各个方面也是全国最突出的。对于钱庄虽没有全国的统计数字，上海钱业公会的钱庄会员1927年共有85家，从力量和资本而言，这个公会在全国所有这样的团体中是最强大的。

　　1932年近代银行有67家在上海设立总行，占所有近代银行总投资（除香港和满洲外）的63.8%。以资金而言，上海银行公会26家在会银行持有中国现代银行资金的3/4。

　　显然，上海是中国近代商业、工业、金融业的中心，上海的资本家构成了这个新阶级的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上海财团控制着位于其周围的江苏和浙江许多地区经济。以上海重要的棉纺、面粉工业主荣宗敬为例，他还控制着江苏无锡的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和德）活跃于宁波的航运业和商业。上海就这样成为长江下游最有力量的地区中心。

　　近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得到了发展，商界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与前不同的关系。政府不再保持对商界的统治。当然，政府和资本家之间的联系还是存在的，很多近代银行，特别是设在北京和天津的银行，与政府的财政有着紧密的联系。新资本家获得了中国商业前所未有的摆脱政治控制的自由。特别是上海资本家，不仅能打破政府的约束，还越来越多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影响。

　　上海外国租界的存在是使资本家获得这种自由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地区是中国官方权力所不能直接达到的，因此在租界的工商业资本家可以相对地免受政府法规的拘束和压榨。例如，直到1931年4月公共租界才同中国当局达成了在上海实施银行法的协议。正因为租界没有拘束，1927年以前在上海开办的所有中国近代银行都设在公共租界而不设在这个城市的中国地界。

　　中国无能是商人阶级得以独立的第二因素。北京政府缺少发展重要企业的资本和控制既有私人企业的力量。特别在1927年前的10年中，当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达到顶点时，上海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迅速成长了起来。这些资本家发展他们独立的事业，并且在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之下，获得了原来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银行和企业的控制权，例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轮船招商局。

　　中国银行是清廷于1905年设立的国家银行，民国初年仍继续行使这种职能。但在1916年，该行设在公共租界的一所重要分行上海分行，脱离袁世凯政府宣告独立。分行领导人宋汉章和张嘉璈（公权）为北京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困扰，第二年这家银行全部改组为商股管理的机构，董事会由股东选出而不由政府指派。1923年，这家银行完全转为私人所有。北京政府因十分需要现款，除了保留50000元象征性的股份外，其余全部出售给私人。当时该银行由股东认定资本将近2000万元。交通银行也经过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购买这两家银行股份的虽然各种人都有，实际控制权却转移到上海财团手中，这两家银行就成为上海资本家财力的主要来源。1925年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持有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全部资金的55%。各省原属于政府的银行也和国家一样转为私人所有。例如，浙江地方银行是1909年由省政府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开设的，总行设在省会杭州，分行在上海。1922年，经过一场关于银行管理权部门的长期政治纷争后，商股股东撤出了母行，托庇于公共租界的上海分行，改组为完全由私人经营的浙江实业银行，由受日本教育的银行家李铭（馥荪）管理。这样，软弱而不稳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在20年代让资本家把控制权扩展到那些原先属于官方和半官方的企业中了。

　　上海资本家还成立了各种组织，目的在于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在缺乏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执行自我管理的任务，并促进为中国人经营事业所必不可少的私人交往。这些团体大多是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例如1915年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1917年由原来的南、北钱业公会合并而成立的上海钱业公会。其他如棉织厂业、航运业主、棉纱商和纸商等也都组织了同业公会。资本家通过这些组织在清末民初时期起着不断增长的政治作用。

　　比这些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建立在以个人与省籍为纽带的基础上，被称为“浙江财团”或“江浙财团”的商界领袖人物集团。浙江财团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1925年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浙江财团就是这样完全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以致“上海金融家”、“上海财阀”或“江苏—浙江财阀”成为可以互换的名称。

　　这个财团用个人的纽带和商业领袖地位，打破银行业的界限，把买办、钱庄业主、工业家、商人、船主和银行家联结了起来，尽管这样做是不拘形式的。事实上，如果把上海资本家分门别类区分是相当困难的。这个财团的核心领导人往往参与了各个领域的活动。如实业家荣宗敬和刘鸿生就是几家银行的董事。浙江财团的重要领导人虞洽卿是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荷兰银行的买办、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理事长、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监事和1925年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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