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构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话语体系既是史学研究深化和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和现实的要求。就史学研究的深化而言，经过多年的引介和研究，到了该考虑构建中国的环境史话语体系的时候。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需要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环境史话语的路径和方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代正在发生巨变，历史学家的立场、位置性、认识技术等都在变化。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更新历史认识，建构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历史。就人才培养而言，仅仅停留在全盘学习外国学者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是不能满足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的需要，至少应该引导和培养他们构建中国的环境史话语体系的意识，鼓励他们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就现实需要而言，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责任都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变化需要相应的历史观来解释和支撑。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需要历史观的配合。英国、德国、日本、美国、俄国（苏联）都不例外。显然，构建中国的环境史话语体系已然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中国环境史研究是后来者。相对于美国环境史、印度环境史、非洲环境史等研究，中国环境史研究不但起步晚，而且成果少。但是，中国不但历史悠久、史料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与实践，是环境史研究中令人艳羡的富矿。自1995年出版中文版的《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地区“中研院”）和199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以来，外国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环境史的著作，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青年学者成为研究中国环境史的生力军，出版的论著和通过的博士论文越来越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也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孟一衡的《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转型》研究了1100-1600年之间中国为应对森林危机而形成的从天然混交林向人工针叶林的景观转变，分析了转变背后的市场和国家驱动力，修正了前辈学者对中国一直处于毁林和环境退化的趋势的判断，对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森林转型在世界环境史上进行了新的定位。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视野广阔、推陈出新的优秀学术著作。结合其它几部翻译过来的中国环境史著作，如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彭慕兰的《大分流》、穆盛博的《洪水与饥荒》和谢健的《帝国之裘》等，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是从他们的学术谱系中梳理出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环境史研究是被置于西方学术发展脉络中来认识的，中国环境史或者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或者成为深化认识的一个助推器。例如，《杉木与帝国》就是从加州学派的问题意识出发，探讨森林问题在中西分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化了关于环境主义起源的认识，反过来又拓展和强化了对大分流的认识，同时还构建了中国环境史（森林史）演进的新序列、新体系。

　　第二、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框架来自他们学科的基础理论。例如，《杉木与帝国》的来自强市场与弱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洪水与饥荒》的来自环境史的能量流动理论，《帝国之裘》的来自新清史中的民族、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理论。其中，《杉木与帝国》中关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与万志英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叙述是基本一致的。《大象的退却》中关于三千年中国不可持续的基本观点，与《中国过去的模式》中对帝制时期中国经济特点的总结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中国环境史的建构实际上是建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基础的，理解外国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应该置于其宏观理论背景和方法论中。

　　第三、结合前瞻性方法和回溯性方法，采用相互比较来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传统的历史研究思路是从事件往前推，在过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原因，这样易于形成事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模式和体系，问题在于它剔除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而在必然性的迷思中把历史简单化和同质化。这就是福柯所揭示的历史知识生成机制。加州学派从王国斌开始一直探索和运用回溯性方法和前瞻性方法的结合，通过展示在过去某个时刻出现的多种历史发展可能性来体现历史的复杂性，通过把这两种方法结合揭示从多种可能性走向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关键作用。相互比较就是一方面以西北欧为参照与中国江南比较，另一方面以江南为参照与西北欧比较。这种相互比较毫无疑问有利于突破欧洲中心论，但也不会走向中国中心论。在结合两种方法和相互比较方法的运用上，彭慕兰的《大分流》是个范例。《杉木与帝国》中经常会出现“本来应该这样但最终却那样”、“如果不是”等表述。这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方法结合运用在研究中的体现。

　　第四、研究结论的理论化。历史研究毫无疑问是具体的，但过于具体就比较容易琐碎化，甚至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化。外国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由于其问题意识、基本思路等都来自更大的学术关怀，因而其结论都是既具体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对推动本领域的学术研究效果明显，还能辐射到其它领域。例如《杉木与帝国》除了修正中国森林史和环境史的已有研究结论，还对现代性、帝制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等产生积极影响。虽然这是一份具体研究，但对重新认识唐宋变革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理解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中外历史地位的变化富有启发性。

　　总之，外国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是从他们的学术背景出发的，具有鲜明的、基于自己价值立场的学术关怀和理论思考。这样的研究无疑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但我们不可能全盘接受。而且如果刻意去模仿，可能会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滑稽结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较快，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甚至因为与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契合而掀起了环境史热。在经历了初期的融合转型之后，在专题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通史编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也展露出自己的特点。

　　第一，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雄厚的先行研究基础。从现有的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人员构成和学术渊源来看，先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分别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史研究、经济社会史中的农史（包括林史）研究、和灾荒史研究。这些成果丰硕的研究领域中的部分学者或因应时代需要或适应学科内在发展需要或受到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纷纷转向环境史研究。在转向的过程中，或者借鉴吸收国外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主要是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或通过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显现出既立足中国学术传统又融入国际环境史研究潮流的追求和倾向。

　　第二、中国的外国环境史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研究有待进一步、真正地融会贯通。外国环境史研究按照研究的对象国或国际学术界的潮流走，试图在这个学术谱系中发出自己的弱小声音，争得立足之地。中国环境史研究依然坚守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在守正中创新，产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例如，外国环境史研究主要以国别史和专题史的方式进行，而中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采用以朝代划分的断代史范式。这两者各有所长，并无优劣之分，但也各有所短。尽管中国的环境史从业者已经开始进行有意识的互鉴融合，但还需要进一步扩展，进而汇聚出共同的讨论主题。

　　第三、即使是研究同一个主题，中国环境史和外国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概念方法和理论关怀也大不相同。例如，森林史研究，研究外国的森林史更多关注森林变化与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林产品商业化之后的森林滥伐及其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影响等；中国的森林史研究重在整理史料和梳理不同朝代的森林变化、森林培育与利用、林业科技与文化、林业政策与管理等方面的演变。这两者之间虽有沟通和对话，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难以对已有相关理论形成补充和修正。

　　第四，进而言之，中国的中国环境史和外国环境史研究缺乏一个自己的整体世界史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建设经历了从学习苏联到学习西方的过程。无论是僵化的五种生产方式演进还是现代化理论或全球史，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1990年代之后更是进入了一个只研究具体问题不进行理论建构的奇特阶段。这也导致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虽然很活跃，但理论基础至少可以说不明确。这有点类似于美国历史学界，各种新领域、新观点层出不穷，但一谈到根本都不得不说法国人福柯。换言之，中国的环境史研究需要创新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支撑。在史学界，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约定俗成的常识”，即案例研究和断代研究是通史研究的基础。该说法甚至变形为先进行断代的具体研究，然后才能考虑通史研究。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把它绝对化肯定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通史或体系研究与断代专题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来源和运用、结论指向等都不尽相同，两者完全可以平行并进，也可以相互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一个世界史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迅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对比反思一下发展历程，不但是必要的，还能为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不同领域需要进一步沟通和融合，假以时日，才能形成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主导型主题、独特方法和代表性观点或理论范式。

　　构建中国的环境史话语体系，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耦合。只有当各方面的条件具备并形成正向的相互作用，构建才能顺利进行。毫无疑问，构建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不但需要其它学科的配合和整体进步，还须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进行。建构中国的环境史话语体系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形成既具有中国特点又具有普适性和影响力的体系。

　　第一、根据中国对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判断和追求设定研究的主题。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潮流、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的年代，中国的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主题自然围绕这个判断展开，尽管有人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在对时代潮流的基本判断已经发生变化之后，历史研究的主题随之会发生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调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更应该是在一个地球的背景中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做出合理解释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合理定位。

　　第二、主要采用中国概念构建具有渗透力和穿透性的体系。概念是建构体系的基础。先前的体系都使用从欧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把欧美经验普世化的、带有欧美中心论色彩的各种体系。现在建构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话语体系不是要走向中国中心论，因为如果是这样，实际上并不能跳出欧美中心论形成的逻辑。而是要从中国的世界认识出发，建立以包含了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以及环境的世界为本的话语体系。这样的中国概念，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适性。在这方面，日本学者探索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既有杉原薰、川胜平太、滨下武志等打破欧洲中心论、启迪加州学派的成功经验，也有安田喜宪等走向日本中心论的教训。中国概念的发掘和总结需要回到中国历史，与此同时，要用这样的概念来解释和重构外国和世界的环境史。

　　第三、在不同学科协同配合中构建话语体系。狭义来说，历史学科内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要相互配合；广义来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需要打破画地为牢的格局。就环境史而言，还需要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进行深度融合。不同学科的协同不是通过计划学术能够达成的，而是要自觉通过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来完成的，也是在营造自由探索氛围基础上通过学术竞争达成的。不同学科的从业者要意识到自己学科的优势和弱点，只有认识到局限性才能开放和包容，才能在整体研究和体系建构上实现突破。

　　第四、构建中国的环境史话语体系需要重视语言的作用。语言不仅是话语的载体，也是话语本身，还是传播和交流的工具。欧美话语体系的霸权建立与英语作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而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又与欧美的扩张（包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后来的全球化）密不可分。确实，不同的民族语言表述的是不同文化，但不能绝对化，互译是沟通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不二法门。因此，既要重视汉语表达，也不能忽略世界上其它语言的表达。中国的话语体系不仅要建构，用适当的载体进行传播和理解也不能忽视。

　　第五、构建话语体系也要配套具有时代特点的传播方式。仅仅依靠书籍文本的方式已经远远不够了，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值得重视和开掘的选择之一。在信息逐渐数字化的时代，不但要利用数字技术研究历史，其实我们每天创造的历史也以海量数据的方式被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传播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大数据的处理和扩散。这样的处理和扩散无疑能够适应现在和未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需要。

　　总之，通过比较中外的环境史研究，发现其各具特点和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建构是需要正视和立即开始做的事情，但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既需要夯实基础建设，也需要无畏开创的勇气和魄力。

上一篇：特斯拉电话会实录：有底气零利润卖车用自动驾驶收割

下一篇：沙海汪家人和张家人之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