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虹口源，意为虹口近代城市之源。其位置起始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与“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口三角形夹角出，此处原为19世纪中叶所建美国圣公会救主堂，虹口甚至整个沪北地区近代城市化，均由此处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扩张。

　　通俗近代史界有句话大意是：“一部近代史，半部是上海”，仿佛这里既是发生历史的场所，又是被叙事的对象。当然，上海城市空间绝非演绎近代史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此处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名言），且自身拥有时空上多重因缘；正是其多元的城市发展脉络，注定了今天上海大都市多彩的精神与空间线索。

　　作为现代城市（modern city）的上海，严格意义上始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前的松沪府县乡保、“东南壮县”的历史，只能算作1843年开始的“近代上海”的前史。上海开埠后的1845年10月，苏松太道台的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上海县城外北郊的租界“外滩”，这里诞生了包括日后英领馆、各大洋行在内的近代建筑群，并由“外滩源”逐渐扩大成日后面积巨大的英租界及公共租界。“重返江南三耶稣会士”之一的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则在1842年7月，于胜明阁老徐光启的葬地附近筹建新式学堂、教堂，把徐家汇建成“（上海县）西乡一大市”（民国《上海乡土志》）。“外滩源”与“徐家汇源”作为城市历史程碑式的空间，今天也已成为上海重要的城市景观。严格意义上，相似的例子不在少数，如法租界发源地的法国领事馆与公馆马路，无疑是法租界外滩的“源点”；而伦敦会经营的“麦家圈”，亦可视作一处独立的城市源点。近代城市多元共生的特质，同样适用于苏州河北岸。今天北外滩发展的浪潮下，曾经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拼图：沪北空间，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

　　明清以来，松江府上海县与北面苏州府嘉定县及所析宝山县，以吴淞江古道“旧江”为界。明代中叶吴淞江潭子湾以东，改走新濬宋家港河段（今市区潭子湾以下的苏州河），“旧江”与苏州河下游至新濬黄浦江间，隔断了一片属上海县的狭长土地，为县二十三及二十五保，两保以虹口港为界。“虹口港”因吴淞旧江泄洪口得名，开埠后，略晚于英国人来华的一些美国人发现虹口港水陆交通便利，可待开发。最初虽然有“美租界”之名，但既未划定界限，也没签订租约，文惠廉牧师（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在虹口最初的经营，竟然处在一种中国特色的“灰色空间”中开始的。真正最终划定美租界区域，要到文惠廉去世前一年的1863年6月25日，美驻沪领事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1840—1910），与继任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划界章程。同年，美租界与南岸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

　　图 1851年上海地图，红圈处“洪口”即“虹口”，标注“51”为美国传教处

　　美国圣公会牧师文惠廉不仅是虹口近代化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还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抵达上海之前的近10年间，还曾去过东南亚的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国的澳门、厦门鼓浪屿多地传教。初到上海的文惠廉先在上海县城内活动，在获得租地权利后，文惠廉来到苏州河以北，建起第一座近代建筑：虹口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r），及包含住宅、学堂等多重生活设施的传教大院。文惠廉极重视教育，抵沪不久就在上海县城东王家码头附近开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大美圣公会学堂”。1851 年（咸丰元年）初到虹口后，文惠廉不仅把男校迁来此处，又在附近创设上海最早女校之一的“文纪女校”，这两所学校后加入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与圣玛丽女校之中。

　　沪北近代城市，正是沿着救主堂为中心的街区向外发展。救主堂北一条东西向马路文监师路（Boone Road，音译为蓬路，今塘沽路），被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与教堂同时建成于1848 年，东起自“虹口路”、后改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沿着苏州河北一直修到了老闸以西。而堂东南的百老汇路，筑成于十余年后的1864年，沿着黄浦江，西达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 ）的前身“威尔斯桥”，东至汇山码头附近。这一带很快建起上海最早的码头船厂“老船坞”（Dewsnap Dock），以及上海最早的医馆之一、新式学堂，并出现上海最早的集中领事馆区；中国最早的火车站、最早用上电路灯的街区，同样出现在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上。19 世纪末虹口的城市化，甚至可以视作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缩影；而文惠廉的救主堂所在的空间，无疑是近代虹口乃至沪北的源点，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虹口源”。

　　图 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 藏救主堂老照片，时间大约为其落成后的19世纪50年代

　　虹口源一带不仅是沪北城市的起点与重要中心区域，同时也是晚清以来“大上海”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词一直被用来形容开埠之后的上海：“十里洋场”，尽管它一开始也曾蕴含保守主义者“夷夏之防”的担忧与鄙夷。细绎“十里洋场”，究竟只是个泛称，还是曾具体有所指，这关系到早期上海市中心的空间“现场”。从传世文献中看，“十里洋场”一词至20世纪初使用已相当频繁，语义亦泛化；早期有1883年出版的《淞南梦影录》载读袁祖志（翔甫）《望江南》“如向十里洋场，采风问俗”。《申报》数据库中检索最早出现于1886年，且不止一次，如此则大约19世纪80年代“十里洋场”一词已定型。此时所指的“洋场”在哪，有学者提出“洋场”与“洋泾”相近，当指洋泾浜；也有指其为“大马路”，皆有难以自圆之处。

　　吾国人以里程数命名地名的做法，十进制以内的数字以实指居多；如依然为人熟知的“三里屯”“五里桥”“七里山塘”“仓前九里”等；那近代上海新出现的“十里洋场”，没有理由将之视为“百里香”“千里江山”“万里长城”之类作虚指。若“十里”之数所实指，究竟能不能为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城市所容纳，变成判定其存不存在最重要的指征。

　　“十里”对于世界任何一座近代城市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何况是仅仅开埠40年的上海。比如，1899年方才划入租界范围的静安寺路，其西郊终点静安寺至外滩英领馆的距离，尚不足十里；而第一代吴淞铁路，自天妃宫铁马路，至尚属宝山县江湾镇段铁路，刚好逾十里，足见其长度。观存世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图所示，彼时租界西缘尚在西藏路沿线，跑马厅属郊外，苏州河南北租界东西，无论如何没有笔直的“十里”纵深。然而，“十里”竟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存在。

　　英国人设租界后，沿黄浦江滩，筑大马路黄浦滩路，其向南延伸线达法租界外滩的东门外护城河寺浜（今中山东一、二路），而美租界（后公共租界北段）也沿江修筑了自威尔斯桥至汇山码头的大马路百老汇路。两条租界的沿江马路总长，出人意料的正好为十里，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十里洋场”一词产生的背景与意义。南北沿江大道及其周边，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设的城市空间，而其沿线之长，纵深之广，为后来20世纪30年代起的上海城市腾飞，打下扎实的基础。今天为人熟知的外滩历史风貌区，为英法租界最早经营的城市空间，而北外滩“虹口源”的历史与底蕴同样悠久，两地最早共同分享了“十里洋场”的空间。

　　图 1884年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图中醒目标出的，即为沿江道“十里洋场”

　　顺便一提，既然“十里洋场”最早是沿江空间，那作为“观察者”或“命名者”的最佳视角，似乎不应该在道路或者某栋建筑之上，而是应该是黄浦江上；“十里洋场”当为江船上眺望浦西滨江与新式城市最直接的赞叹。一直到数年之前的浦江游船项目所行路线，依然大致沿着这条最早的“十里洋场”而行（今天的路线稍有延长），可见当年命名的价值意义。

　　近代城市化，为“虹口源”带来了第一代中外移民。移民不仅迅速融入本地的社会生活，建设这片处女地，也很快成为上海本土精英的代表人物，在公共生活中展示19世纪“上海人”的独特气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公共花园”事件，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事。此事经过报章及文人记录甚至小说演绎，学界亦有多文考证此事原委，其中最为人厌恶的“华人”与“狗”可能并没有连用，有后人建构的嫌疑，不过外滩“公共花园”在19世纪80年代因各种理由限制华人入内的行为，确有发生。

　　作为对其的直接回应，在沪国人领袖频繁向英国工部局发起抗议，自1881年4月，8位本地领袖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允许华人入园，并通过不懈的抗争，最终迫使工部局在外滩公园西再建“华人公园”。参与这次抗争的8位本土士人分别为：唐廷桂、谭同兴、陈咏南、李秋坪、吴虹玉、唐廷枢、颜永京、陈辉庭，皆出自虹口。其中领袖，为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桂，同时也是日后著名的虹口广肇公所的创始人之一，余5位为其麾下粤籍大佬，与虹口广肇公所有直接关系。而另两位虹口人，则是来自“虹口源”圣公会华人牧师的颜永京与吴虹玉。彼时颜永京已在为新创的圣约翰学院奔波，而其老友吴虹玉则主持虹口医馆的筹建。医馆最终发展成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与圣约翰学院医学院，位置就在“虹口源”核心区文监师路上，而同仁医院的翻新扩建，也得到了李秋坪在内的粤籍富商们的解囊支持。这8位本土领袖与工部局的交涉，可以看作虹口本土精英的某种宣示，以争取更多华人参与上海城市管理的决心。

　　本地认同形成远不止此，早期旅沪的西洋外侨们同样为这座城市贡献力量。虹口有位热衷混血儿童教育的外侨，他与工部局当局一起在虹口各地创办公学，更为日后虹口基础教育打下扎实基础，他的名字叫汉璧礼（Sir Thomas Hanbury，1832—1907）。1870年中英混血儿邦妮女士（Catherine Bonney），在虹口创办了一所解决欧亚混血儿教育的学校：“尤来旬学校”（Eurasia School，也被译为“欧亚学校”），汉璧礼将其扩建为汉璧礼养蒙学堂（Thomas Hanbury School and Children’s Home），迁至“虹口源”西端的文监师路上，同年工部局答应接收汉璧礼养蒙学堂，成为第一所局立公学。汉璧礼特别关注混血儿童收养教育问题，与当时上海的风气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华洋杂居后，中外相通情况发生频繁，混血儿问题随之出现，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受到了中西方的双重歧视，这只需要看下20世纪50年代香港混血儿的处境便可以知道。尤来旬学校的创始人邦妮女士自己就是一位混血，而支持她的汉璧礼不仅出于公心，他自己也有一位混血私生子。据记载汉璧礼与一位中国女子Lysung，生了一个儿子Ahsu。（韩瑞华《英侨托马斯·汉璧礼研究》）

　　从这所工部局立汉璧礼养蒙学堂中，又拆分出多所男女学校，今天虹口多所知名中学都与汉璧礼学校有关。养蒙学堂被工部局接收后改为“上海西童公学”（Shanghai Public School），后购同路西面日本“六三园”花园西半边建新“西童公学”，原址的养蒙学堂则改为汉璧礼公学。这两所学校因学校扩建与男女校拆分合并，分出北四川路校舍（今上海复兴初级中学）与赫司克尔路校舍（今中州路上的民办新华初级中学）。20世纪20年代，西童公学又开设分校：西区西童公男女学，男女校再合并，成为后来的市西中学。

　　作为工部局董事的汉璧礼曾建议筹建上海第一家室内菜场“中央菜场”，选址在洋泾浜南岸今宁海东路东、近延安路处，此处民国时仍名“菜市街”。尽管那次菜场计划失败，但汉璧礼的名字仍与菜场有着不浅的因缘。由于其对公共租界建设的贡献尤其在慈善方面的投入，1890年（光绪十六年），工部局以其名字命名虹口一条马路：东汉璧礼路（East Hanbury Road），其与文监师路在养蒙学堂以西百余米处交汇，并与密勒路一起组成一个三角形的街区；汉璧礼路命名的次年，工部局便在这片三角形地带建设市内菜场，大约也是上海最早的新式菜场。

　　与传统印象不同，外侨对近代上海的认同可能并不逊于国人，尤其开埠最早地区之一的虹口，历史上有文惠廉、文恒理、小文惠廉父子留下圣约翰学院医学院及同仁医院，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留下的工学院与医学院，嘉道理爵士（Sir Elly Kadoorie，1867—1944）的犹太人青年学校，虹口圣心堂走出的饶家驹神父（Jacquinot de Besauge，1878—1946）及其战时安全区等。更为人熟知的，是战时来此避难的犹太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虹口得到较为稳定的生活，还出生了408 位犹太新生儿，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将上海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上海牌”犹太人。这些自19 世纪末新来虹口的外侨与各地移民，为上海城市化做出各自贡献的同时，身上同样留有深深的虹口烙印。

　　自19世纪末开始，救主堂沿文监师路以西已遍布新式学校、医院及社区，过吴淞路以便是日侨的集中地。其沿百老汇路以南至外滩，除了洋行、商铺之外，则为著名的近代上海使馆区，及1857年于“韦尔斯桥”北堍建成的礼查饭店。1864年（同治三年）救主堂西以美驻沪领事名筑熙华德路（Seward Road），同样西南至“韦尔斯桥”，沿途则有著名的芥川龙之介来沪所住万岁馆旅店。相比虹口港西岸高速的城市化，东岸租界则在港口码头、水厂电厂等大型设施方面建设有加。沿新记浜两岸迤西的租界区内，则有蔡元培、张元济、俞明震的旧寓， 而文昌宋氏、嘉定牛氏家族更是生长于斯。“虹口源”及周边租界的空间很快趋近饱和。

　　然而因为苏河以北复杂的行政区划，“虹口源”发展出来的租界，被局限在沿江狭长的区域之中。比起公共租界南区及法租界日后自东向西的纵深发展，沪北租界似乎起了个大早，也没赶上晚集。工部局与在沪英商曾经想过办法，拓展沪北纵深，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北境的江湾镇；北四川路、江湾路等多条马路从租界向江湾镇腹地修筑。光绪（1875—1908）初年，英商尝试自租界内修吴淞铁路沟通江湾，直窥吴淞，虽然曾一度通车，但仍被当局赎买拆去。不过这次尝试让沪上有识之士看到了沪北城市化的潜力与价值，广袤的“大江湾”之于狭长的“虹口源”，无异于充满希望的田野。

　　江湾与“虹口源”的缘分并非等到铁路出现才建立起来，虬江下游所分虹口港与俞泾、芦泾二浦，勾连起古典时代北外滩与江湾镇间最重要的水路交通。从“虹口源”走出的“公共花园”事件华人代表之一吴虹玉，便奉命赴江湾镇开教，并在江湾镇中心成功建起美国圣公会圣保罗堂。他的妹夫继任堂牧后，多位子女皆在此地出生，由于英年早逝，诸子又沿河而下“虹口源”投靠大伯父颜永京，其中二子辗转圣约翰中学、医学院，又在临床实习时回到“虹口源”的同仁医院工作学习，他就是“虹口源”第二代的代表颜福庆。

　　在第二条铁路——淞沪铁路1898年通车后，沪北近代城市空间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那次由本地士绅主持的铁路工程，把火车站起点搬出租界，放到了旧江故道上，城区首发的前三站皆在江湾城市化的核心区。因为空间相邻及成功的城市化结果，大片邻近北段租界的江湾土地，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划入上海特别市成为“华界”；甚至在之后大半个世纪的行政区划变迁中，江湾镇主体部分再没有被划出过上海。

　　作为沪北城市的重要延伸，江湾留给世人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其密集地分布有近代重要教育机构。自复旦大学1920年迁至江湾虬江岸边，数十所中国近代知名的大中小学，在十几年间麇集此地，如自闸北前来的民国上海大学，蔡元培等所办劳动大学、匡互生等所办立达学园、倪羲抱所创文治大学，芦泾浦岸边迁来的粤人创办的粤东中学、虹口迁来的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重组的爱国女校、抗战胜利后复校的上海商学院等，皆为沪北城市现代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沪北华界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使其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着力经营的城市空间，“大上海计划”中上海特别市中心就放在了当时的“新江湾”。即便遇到两次淞沪战争毁灭性的破坏，日占时期仍将江湾地区作为市中心的首选位置经营，而1946年后，国民政府开启全新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城市规划，仍有强烈的沪北经营战略倾向，从江湾到吴淞的进一步推进，仿佛半个多世纪前从“虹口源”沿水路、铁路北上的延续。

　　基于文献的地方史，可以通过史书、志书作纸上“考古”，回到城市现场去找寻历史的气息，并不是容易的工作。作为苏州河以北近代城市化的起点，文惠廉所拓“虹口源”今天已完全埋没在繁华的沪北现代大都市之中，感受不到历史见证地的气息。美国圣公会筹建梵皇渡圣约翰学院后，其在“虹口源”影响已弱，救主堂亦毁于战火；堂前今东大名路塘沽路口及平安里一带，已非当年的格局。幸而“虹口源”周边尚有不少建筑遗珠存世，尤以塘沽路东、长治路口同仁医院旧址，及其西闵行路口日侨旅店丰阳馆、万岁馆与周边民宅群组成的“新康里”建筑群，落成时间多在20世纪初叶。

　　图 1948 年从百老汇大楼向北鸟瞰虹口源地区，纵向马路是吴淞路，横向为天潼路，右上高层是公安大楼

　　作为文物的建筑主体，同仁医院、万岁馆等老房子、老街区都从近百年的民居功能中得到解救；原有住户得到迁出，室内格局尝试重新恢复。同时，作为公用的若干老建筑，如北虹中学、公安大楼尚能发挥余热。但不可否认，这里大多数老建筑正逐渐失去作为城市源点之一的精神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有的人造产品，都存在着精神的价值，只不过有的精神价值显现，有的不太显现，建筑与城市也一样。今天城市建筑遗产的视野下，显然不能忽略建筑物背后存在的精神的作用。20年前从民宅与厂房中拯救出来的“外滩源”历史风貌区，无疑是赋予老建筑以新精神的成功代表。相似的例子在上海还能找到许多。作为物质功用价值的“虹口源”历史街区，将被赋予怎样的精神价值与时代功能，并放诸整个上海城市进程之中，需要更多建筑学、历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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