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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一项最基本的职能，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政协区别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显著标志之一。

　　中国一贯主张用政治协商的办法推进国家重大问题的正确解决。无论是执政前或执政之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始终都是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政治协商的。政治协商的名称及其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45年的重庆谈判或更早的时候。

　　作为重庆谈判的前奏，国共两党于１９４４年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谈判（林伯渠、王世杰等为代表），首开党与党之间进行政治协商的先河。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侵华日军垂死挣扎，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由于蒋介石推行反人民的独裁政策，对日寇进攻不作积极防范而导致一溃千里。与此同时，中国及其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国统区人民日益高涨。国共两党的力量消长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同协商。后来虽因蒋介石缺乏诚意而嘎然终止，但由于双方谈判的中心第一次从国共接触解决具体悬案转到协商全国政治制度问题，中共方面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得到了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一致拥护，直接推动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大后方爱国的发展，为重庆谈判作了势态上的铺垫。

　　1945年8月14、20、23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主席赴重庆和谈。中共中央旋派、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从9月4日开始，双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等，齐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德安里101号对等商谈；9月24日起，又改在德安里103号宋美龄住地继续商讨。经过前后43天协商讨论，于10月10日下午在张治中住处曾家岩桂园客厅签定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世称《双十协定》），从而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促成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亦即“旧政协”的召开。从此，“政治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在中国政党政治的关系史上，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难忘、历久弥新的印象。

　　重庆谈判的实践表明，它是当年中国团结各派和社会贤达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同反动政府及其追随者进行的一场合法的胜利斗争。虽然谈判中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决议及“停战协定”后来被非法撕毁，“旧政协”亦从此解体，但由于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冲破了的藩篱，打开了对立双方进行政治协商的大门，进一步扩大了全国规模的统一战线，凝聚了抗战之后热切盼望和平建国的人心，激活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进步意识，为此后的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氛围，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政治协商取得了头一回合的重大胜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五一号召”得到海内外各方热烈响应。一大批爱国人士及派人士冒着战火硝烟加入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行列。主席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亲自主持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提出了筹备会的基本任务。会议决定在筹备会的常委会之下设立由党内外代表人士参加的六个工作组，策划和推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的成立。在筹备过程中，中国和各派无党派人士通力协作，团结奋斗，用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成功地创建了人民政协这样的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愿望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人民政协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以政治协商的形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和各种基本制度，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

　　由此可知，政治协商厥功至伟，成果辉煌，作用巨大。它作为体现中国民主特色和现代政治特点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同人民政协与生俱来、与时俱进的。几十年来，中国人民通过各界精英的政治协商创立了人民政协；人民政协又以政治协商传统的发扬光大不断开拓创新，用辉煌的业绩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盛景奇观。国家宪法明定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我国长期存在，亦意味着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的本质属性和传统作风的长期存在，并按协商产生的政协章程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作用自然消失，但统一战线作用依然存在。政治协商的职能作用不仅继续发挥，而且还顺乎自然地延伸出民主监督职能。

　　在巩固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人大召开后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全会上，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时根据主席的提议，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任务，核心就是政治协商。据陈毅同志后来传达：“在政协开会（指全国政协二届一次全会）的前两天，毛主席召集党内外几十人座谈，专门强调了政协的作用。毛主席说，人大是权力机关，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陈毅认为这个指示“具有极大的政治远见”，“是主席对政协的根本看法”。他传达时还讲：“毛主席说，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大家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因为新中国的事大体上是对的，但办法还很不完备。”（以上引自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政协资料摘编》）。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对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阐述：“政治协商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是经过协商来调整的，国家事务中的重要问题是协商成熟而后决定的，国家的选举也是经过协商提名的。正是由于在协商过程中反复地交换了意见，展开了争论，从而辨明了是非，达成了协议，在选举和通过议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常常出现最大多数一致以至全体一致的赞同和决议。”李维汉同志进一步要求尊重“各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所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说，“特别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有关的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宁肯慢一点做决定。”

　　进入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理论指引下，人民政协广开言路、广纳善言，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协商议政新形式，团结民主的主题大力弘扬，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建言献策新招迭出，履行职能的各项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至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参政议政一词随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能的深化，在地方政协普遍出现。同志当时主持上海工作时，多次要求市政协充分发挥各派、各界爱国人士参政议政作用。直至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1994年3月）修订政协章程，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正式拓展和延伸成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显示了人民政协事业的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也随着政治协商职能的延伸列入议事日程，并伴随着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而深入推进，而三大职能中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项职能仍然是政治协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多次阐述政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在不向“两院制”倾斜，不向权力机关发展的前提下，要大力加强人民政协的工作，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并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以及团结和民主有无成效作为衡量政协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两个五号文件的发表，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推进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向各级党委提出了支持人民政协认真搞好政治协商等一系列明确要求。

　　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的永恒职能，它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三个“特”。一是特定的内容（就国家和地方的大事进行协商），二是特定的形式（经过人民政协组织进行协商），三是特定的范围（层次高，份量重，在政协各参加单位之间进行协商），并且要按照政协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来协商。根据中央两个五号文件和胡同志“人民政协要充分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要求，当前最重要的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通过制度创新确保政治协商纳入党和国家各级组织机构的决策程序，使政治协商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周密计划，认真准备，严格执行；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协商的程序、形式和机制。通过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协商找到最佳结合点，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达到充分表达诉求、体现融洽关系、促进团结合作和社会和谐，为实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共同目标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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