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随着天渐渐明亮，北平的城墙逐渐映入眼帘，听着火车轰隆隆的声音，时任北平市市长的深情地感慨说：这一次到北平，感觉到和以前到北平可不大一样呵，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不一样。

　　不知是不是受到的话影响，同坐一旁的听罢，也声情并茂地感慨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人生中第一次到北平是在1918年的秋天，距离1949年恰好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往事历历在目，三十年后再入北平，虽然早已是物是人非，但回忆却不曾褪色。回溯过往，感慨万千，他第一个想到了当年曾给予他巨大帮助的恩师、长兄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曾是他初入北平遇到的第一个大恩人，也是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还有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记者、《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直到晚年，依然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李大钊是1916年从日本回国，1918年经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引荐，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后又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

　　在他受聘北大的同年夏天，时年25岁的从湖南第一师范大学顺利毕业。离校两个多月后，为了能继续求学，带着20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于当年8月19日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

　　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北京。对于包括在内的大多数学生来说，北京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虽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北平的时政消息，但真正踏入此地后，他们更多的还是茫然和无助。

　　作为一名无依无靠的穷学生，就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是跟朋友借的。多年后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

　　刚开始，只能是借住在曾经的恩师、当时已受聘北京大学的杨昌济先生的家里，与门房睡同一个房间。

　　根据当时年轻的北大教授梁漱溟回忆，他当时经常出入杨昌济先生府邸，他每次来时，都能看到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这个人就是。

　　▲坐落在北京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原9号）的杨昌济故居，第一次入京曾借住于此。

　　也正是在借住杨昌济先生家里这段时间，爱上了当时已出落的亭亭玉立、杨昌济的独女杨开慧小姐。

　　他们其实早就相识，只是一直未曾谋面，如今他乡遇故知，一个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亭亭少女，一个是充满家国情怀的志气少年，很快他们便双双坠入爱河，后于1920年冬天正式结为夫妻。

　　撇开儿女情长，当时的心里更在意的其实还是求学和报国，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虽然杨昌济对他是非常喜爱并乐于关照的，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在杨昌济家里借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主动搬了出来，和另外7个湖南的同学一起租了个小房子住，他们8个人挤在一张大床上，晚上连翻身都困难。

　　根据《自传》的记载，当时“我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当时为了赚钱，甚至还兼任“洗衣工”，给别人洗衣服以赚点生活费，由此可见，当时是非常缺钱的，北平的消费水平对来说，恐怕是难以承担的。

　　所幸杨昌济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教书，于是便找到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请他帮自己的学生解决燃眉之急，蔡元培便将这个差事安排给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于是，这便有了与李大钊之间的相识相知，便有了二人这段珍贵的师生情谊。

　　▲北京红楼，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时就是在这里结识李大钊，并在一楼的第二阅览室担任了图书管理员。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共有五个阅览室：第一阅览室放置中文杂志；第二阅览室放置中外报纸；第三阅览室放置外文杂志；第四、第五阅览室放置中外书籍。

　　而李大钊给安排的工作，就是在位于北大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担任“书记”，也就是俗称的“图书馆助理员”。简单来说，主要就是三项职责：1、整理图书；2、登记阅览者姓名；3、打扫阅览室的卫生。

　　当时北大给定的月薪是8块大洋，这在北大内部是最低等级的，当时陈独秀的月薪是300块大洋，胡适是200块大洋，李大钊是180块大洋，但事实上，这个月薪就当是社会而言却是非常不错的了。

　　当时北京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大约能挣到15块大洋，用这些钱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所以8块大洋在当时眼里，已经是一笔巨款，养活自己绰绰有余。于是，当时是非常珍惜这份工作的。

　　据北京大学档案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是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工资的，月薪为8元。

　　当然除了钱，这个岗位真正吸引的，还是图书馆里那永远读不完的书，以及有幸结识的李大钊先生，他们之间既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又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更是惺惺相惜的志同道合者。

　　当时，负责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比如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等等。

　　这些报纸对于来说，就是最大的精神食粮。他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仿佛又回到当初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的日子，将自己封闭在知识的殿堂里慢慢陶醉。

　　除了读书，他还还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有幸碰到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领袖，比如当时北大学生会主席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当时曾试图与他们交流，但很遗憾最终并未获回应。

　　关于这段过往，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理想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李大钊对却是格外地欣赏和关照，不仅帮他找来许多珍贵读物，还来者不拒地回答的一切疑问，为他答疑解惑、开导人生，除此之外李大钊还在经济生活上给予诸多关照。

　　应该说，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个身处最低职位层级、操着外地口音的普通打工人；但是在李大钊眼里，他看到的却是一个年轻有为、光芒万丈的有志青年，李大钊当时甚至盛赞是“湖南的领袖”。

　　应该说，李大钊的极度肯定和大力支持，对当时的来说，就像是在思想和精神上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顺利帮助他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升华。

　　除了与交流学术思想，李大钊还毫不吝啬地将其介绍给北大的教授们、学生领袖们，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先生。

　　“1918年9月的一天，秋阳艳丽，金风送爽，正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的陈独秀，来到北大图书馆，找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商讨有关文科各门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一事。他一走进 李大钊办公室，就看见一位身材伟岸、浓眉大眼、目光犀利的年轻人，站在李大钊一旁。”

　　接着，李大钊便向陈独秀介绍说：“仲甫，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二十八画生’，湖南一师学生，名叫，字润之。”

　　然后，又转身对说，“润之，这位就是发表你的《体育之研究》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教授，还是我们北大的文科学长。”

　　这就是与陈独秀的初次会面，虽然短促，但却由此打开了内心世界的一扇大门。

　　在此之前，最阅读的刊物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因此这次会面，仿佛就是见到了内心的偶像，这对来说，是一次猛烈的冲击。

　　与此同时，陈独秀对其实并不陌生，《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正是经陈独秀首肯而刊登的，陈独秀对也是早已十分关注。

　　多年后，当回忆起这次会面时，他对斯诺说：“我第一次同他（陈独秀）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又陆续给引荐了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在思想和行动上，给了青年巨大的帮助。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约四个月后，因为最深爱的母亲病情加重，被迫告别了李大钊，告别了北大，结束了这次北京之行。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对来说，却是一次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由此在李大钊和《新青年》的指引下，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从而有了后来的领导中国解放全中国。

　　所以，在三十年后，当再次来到北京城时，往事再次浮现眼前，联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曾经的长兄、永远的恩师李大钊先生，虽然他早已经离开人世，但在心里，他却是自己永远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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