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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 记在天津战斗生活的杰出革命英雄

2023-04-10 04:05分类: 天津名人 阅读: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李大钊,中国主要创始人之一。38年的人生,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不朽的篇章,也在后人特别是家乡人心中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坐落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整个建筑由黑、白、灰三种色系组成,古朴庄重典雅。8根功绩柱,象征李大钊的丰功伟绩;8块浮雕,展示李大钊的主要革命实践活动足迹;38级台阶,寓意李大钊走过的38年风雨历程。

  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全国,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中国早期组织建立。1921年中国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是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弟弟的孙子。他说,李大钊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收入并不低。但是他生活俭朴,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或用来帮助同志、救济贫苦青年,以至于当年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中断炊。

  赵书明说:“他给后人留下了好家风,我们要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清正的家风发扬光大。”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6月生,江苏武进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法科学习。因立志化作“惊雷”,冲散阴霾,改造旧社会,后将名字改为张太雷以铭志。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太雷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在运动中,张太雷与景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在李大钊影响下,张太雷开始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协助其开展创建中国的工作。1920年10月,张太雷和邓中夏等一起加入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

  此后,他与邓中夏一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从1921年春开始,张太雷先后赴苏联工作、学习,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并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参与创建中国的活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回国后,张太雷负责团中央工作。1925年1月,他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团中央书记,出席党的四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中共两广区委改为中共广东区委,张太雷为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1926年2月至1927年4月,张太雷任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主编。

  1927年4月至5月,张太雷出席中共五大,尖锐地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明确提出了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和建议。7月中共中央改组,张太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八七会议后,他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

  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研究制定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发起组建了广州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委员长。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起义消息泄露。张太雷当机立断,广州起义的枪声于1927年12月11日凌晨提前打响。在张太雷主持下,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

  12月12日,广州起义的第二天,敌军攻占了起义军的重要阵地,并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张太雷闻讯,立即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车在行驶中遭到敌人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中,壮烈牺牲。他用自己短短29年的生命历程践行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

  蔡和森同志1895年3月生于上海,4岁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社会动荡,人民困苦,政治黑暗。青少年时期,蔡和森同志就树立了“匡时救民”的远大抱负,立志改造中国。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与同志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成为湖南先进青年的表率。

  1918年,蔡和森与等同志在长沙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之后,蔡和森同志在留法期间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活动方针,得到广泛赞同,产生很大影响。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筹备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同志组织在京的湖南学生,投入了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形成高潮。1919年年底,蔡和森同志怀着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他在法国感受着异国文明的冲击和思想潮流的激荡,“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参与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正义斗争,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旅欧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他与陈独秀和同志通信探讨建立的问题,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成为提出“中国”名称的第一人。1921年7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正式成立。蔡和森同志虽未参加成立大会,但他对于党的创建,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建党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12月,回国不久的蔡和森加入中国,并留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在党的二大上,他参与起草大会宣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根据中央决定,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向导》创刊后公开发行,成为当时具有舆论指导地位的党中央机关报,也成为四亿中国同胞思想心灵上的“向导”。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袖。蔡和森同志说过,只有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不行,还要有实际行动,在革命斗争中更能学到马列主义线年,蔡和森同志赴香港指导广东革命工作,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至英勇就义。“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当年立下的豪迈誓言,为壮丽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蔡和森作为党的二届至六届的中央委员,五届、六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党的早期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说:“一个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是中国的重要创始人。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并率先垂范,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勇奋斗。他像漫漫黑暗中的夜明珠,以自己的智慧、行动,照亮积难深重雾海茫茫的旧中国的星空,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蔡和森研究专家罗兴湖说,如今,蔡和森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60余万人次,接待开展党性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400多场次。

  陈潭秋,1896年生,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这个大别山脚下的小山村,他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他离开家乡到武汉求学,1916年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习,后与董必武等人筹办武汉中学,任英文教员。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所学校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

  1920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书记、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陈潭秋在一封家书中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歉意,“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闻……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诸多苦难啊!”

  “他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英雄人物,心中永远装着贫困百姓。虽是书生出身,但依然敢于持枪上火线。”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说,大家看到陈潭秋的照片多是左侧脸,因为他的右耳在游击战中负伤。

  1939年9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并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他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陈潭秋同志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早已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作为一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员,陈潭秋虽无缘见证中共七大召开的盛况,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但他的革命精神仍在代代相传。

  邓中夏,1894年10月生,湖南宜章人。1914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系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邓中夏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1920年4月起,邓中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1日,他作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和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留在广州工作,不久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坚决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央派遣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叶挺、等开会,分析形势,提出建议。随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1932年调回上海坚持秘密斗争,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蒋介石闻讯后亲自过问,并令立即将邓中夏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邓中夏以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员。”

  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反动派!”“中国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9岁。

  吉鸿昌,1895年生,河南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1921年冯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吉鸿昌升任营长。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任警务处处长,不久后又被推荐任三十六旅旅长。

  1926年9月,在中国人刘伯坚等人的帮助下,冯玉祥部在绥远省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率三十六旅千里驰救被围困数月之久的西安,使西安城转危为安。

  1927年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进驻潼关。这一时期,他一方面大力支持人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一方面同著名人刘伯坚、宣侠父、魏野畴等亲密往来,向他们请教革命道理。

  1927年7月蒋、冯徐州会议后,第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送客”,大批人被“礼送”离队,而在十九师,吉鸿昌不仅没有搞“送客”,还暗中保护了一批员。1931年夏,因特务告发,吉鸿昌的潢川起义计划夭折。1931年8月,蒋介石解除吉鸿昌的兵权,强令他“出国考察”。

  吉鸿昌此次出洋,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环游了欧美等十余国,沿途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从国外回到上海。他立即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商谈抗日救国活动大计。同年秋天,他在北平加入中国。

  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决心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吉鸿昌则在天津为抗日武装发动察哈尔抗战计划而四处奔走。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3月下旬,他按照党的指示,急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揭旗抗日。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他率同盟军主力分3路北进,在一个月内,抗日同盟军接连收复察北四县,使日军遭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震动中外。

  1934年5月,吉鸿昌参与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这时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的家,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在楼上一角,他还设立了简易印刷所,印刷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和党的秘密文件。

  吉鸿昌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蒋介石严令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逮捕暗杀吉鸿昌。11月9日晚,吉鸿昌被捕。

  在北平军分会举行的所谓军法会审时,他义正词严,变敌人的法庭为讲坛,历数反动派祸国殃民、残内媚外的罪恶,庄严宣称:“我是中国党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这已是我毕生最大光荣。”

  临刑前,他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正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年仅39岁。

  2009年,吉鸿昌被评选为“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父亲已经离开87年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身边,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父亲是我们党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他的英雄事迹,已化作不朽的民族精神和不竭的精神财富,他身上体现的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气,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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